语言的形成及演变

第一节 语言演变的原因和特点

一、语言演变的原因

（一）社会因素（外因）

1.社会的发展带动语言的发展；

2.社会的统一和分化导致了语言的发展；

3.社会的接触推进语言的发展；

4.社会的发展使语言日益完善、日趋精密。

（二）心理因素（外因）

思维是诸多心理因素中对语言发展变化影响最大的因素。

先民以形象思维为主，抽象思维不发达，这一特点在一些较落后的原始部落中可以找到端倪。例如爱斯基摩语中用15个名词表示不同形态或下落到不同地点上的雪，却找不到“雪”这个概括性词。

狼狈（连绵词：真狼狈）

→ →狼、狈

→ →狼狈为奸

亲属称谓中有因生辰八字相克而产生的改称现象，比如称父为“伯”，称母为“姊”。这种改称现象是因禁忌而引起的。

又如“蜘蛛”在浙江省许多地方称“蟢”，是因为“蟢”所结的网被认为像八卦，以为是喜兆，所以又被称作“喜子”、“喜蛛”，这是宗教或迷信心理所致。

“蟢，蜘蛛的一种。一种身体细长的暗褐色蜘蛛，脚很长，多在室内墙壁间结网，其网被认为像八卦，以为是喜称的预兆，故亦称‘喜子"，‘喜蛛"”。“蟢子，古书上说的一种蜘蛛：‘野人昼见蟢子者，以为有喜乐之瑞。"亦作‘喜子"”。

（三）语言结构要素相互影响（内因）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它内部的各要素经常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相互间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其中的一个要素因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平衡受到破坏，其他各要素就得随之做出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种平衡→打破→平衡过程的不断出现，就促使语言不断地发展。

语音演变引起词汇变化，词汇演变反过来引起语音、语法变化：

古汉语单音节词占优势（声母多）

——声母合并

——同音词增多

——为区别词义

——双音节词大量产生

——轻声、词缀

桌：桌子；石：石头

二、语言演变的特点

（一）渐变性和不平衡性

渐变性：

语言的发展非常缓慢，它的变化在当时是很难被感知的。

他（它）：

无定代词→（1000多年）→第三人称代词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

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

不平衡性：

1.语言的各个要素发展速度不平衡。（词汇>语音>语法）

2.语言的同一要素内部发展速度不平衡。（一般词汇>基本词汇）

3.不同时期语言发展速度不平衡。（社会变动越大，语言变化越剧烈）

4.不同地域的语言（方言）发展速度不平衡。（中国北方>中国南方）

5.不同社会方言发展速度不平衡。（儿童方言>青年方言>老年方言）

语言发展的渐变规律和不平衡规律使语言既能不断满足社会需要，又能确保基础的稳固、使语言的发展和稳定始终维持着平衡的态势。

（二）语言发展的个别规律

反映一种语言发展特点的规律叫做语言发展的个别规律。如汉语语音演变：

浊音清化规律、韵尾辅音消失规律、词的双音化规律、声调演化规律。

第二节 语言的分化和统一

一、语言的分化

（一）方言

1. 什么是方言

方言是社会分化的直接结果之一，是全民语言在不同阶层、 不同地域的变体，是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所使用的语言。

2.方言的分类

（1）社会方言

社会方言指的是由于性别、年龄和社会分工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群体所使用的语言。

（2）地域方言

地域方言是全民语言的地域分支，是局部地区人们使用的语言。

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的区别：

确定的范围不同。地域方言以地域的分布确定范围，社会方言以社会分工、集团的不同确定范围。

表现的特点不同。地域方言的特点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主要表现在语音系统上。社会方言的特点基本表现在一般词汇上。

③发展的方向不同。地域方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成独立的语言，而社会方言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发展成独立的语言。

3. 方言的成因

1、社会分化

2、集体迁徙

3、自然环境

4、异族接触

二、语言的统一

（一）共同语

共同语指的是在统一的社会中被全体或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用来作交际工具的语言。

共同语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有用成分形成的。

（二）国语

国语也是语言统一的结果。

国语是一个国家中的各个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也是国家间交往的官方语言。

中国——汉语

俄罗斯——俄语

加拿大——英语、法语

比利时——德语、法语

三、共同语的形成的规范

某方言成为共同语基础方言的条件：

政治因素（北京方言：普通话）

经济因素（伦敦方言：现代英语）

文化因素（托斯卡纳方言：现代意大利语）

人口因素（……）

军事因素不是决定性的。

第三节 语言结构要素的演变

一、语音的演变

把一定历史时期内语言发生的语音演变过程概括成公式，我们称为历时音变规律。历时音变规律涉及的是整类现象的有规则的变化，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地域范围和一定条件下起作用。音变规律在限定的范围内具有高度的严整性。凡是时间、地域、条件都相同的某一类音，都按照规律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出现“例外”，也可以在时间、地域、条件上找出特殊的原因。

中古汉语“谈”韵的演变对应规律——

北京话 上海话 福州话 广州话 丽水话

担

谈

蓝

语音演变的内容

1.音位的转化

由一个音位变为另一个音位。

（虚拟演变路线）

2.音位的分化

由一个音位分化为两个不同的音位。

3.音位的合并

由两个音位变为一个音位。

古见组字母+细音韵母（齐齿呼）

古精组字母+细音韵母（齐齿呼）

g、k、h + i →

j、q、x

z、c、 s + i →

4.音位的消失

有些历时音变是几种演变方式交错在一起的。

非音质音位也可以出现上述演变。

中古汉语声调一般认为是四声（平上去入）

吴语则是四声八调（每声以声母清浊各分阴阳。以邻县松阳话为例）

平：高[53]（阴平）

皮[31]（阳平）

上：好[213]（阴上）

弟[22]（阳上）

去：四[24]（阴去）

大[13]（阳去）

入：八[5]（阴入）

六[2]（阳入）

二、语法的演变

语法发展的类化。

语法发展的类化是指语法成分由不统一趋向统一，形成表现形式一致的语法类别。（类推）

在古代汉语中，绝大多数动宾结构采用“动+宾”的形式，但在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等情况时，却采用“宾+动”的形式，如“大王来何操？”“不吾知也”。由于类化的作用，到现代汉语时，“宾+动”的格式消失了，而统一为“动+宾”的格式。

语法发展的异化。

异化是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某一语法形式，在其他几种形式的影响下，发生形式上的分化。

在古代汉语中，由于词的数目较少，常有词的兼类现象，古代汉语中常用改变词的声调的方式来区别词的不同的语法类别，称为“破读”，如“风”读fēng为名词，读fěng为动词；“好”读hǎo为形容词，读hào为动词。这就是语法演变中的异化。

语法发展的特点

语法发展的各种变化都是缓慢的。（惭变性）

语法的发展与语音、语义、词汇的发展变化相适应。

请同学们思考分析下列语法演变现象：

1．在从拉丁语演变成法语的过程中，分别表示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代词的后缀-o、-is、-it中途消失了，后来新出现了前缀ie-、tu-、il-分别起原来三个后缀的作用，从而恢复了失去的平衡，这属于语法演变的什么变化？

2.英语的swell（膨胀）过去分词原来是swollen,由于绝大多数过去分词的形式是在词干后面加-ed，swelled代替了swollen。

3.古代汉语中“动-宾”是占优势的结构，“宾-动”只在 一定条件下出现，结果“动-宾”替代了“宾-动”。

4.汉语中词缀的产生和发展使汉语可以用派生的方式创造新词。

三、词义的演变

语义发展变化的原因

社会原因/心理原因/语言本身原因。

语义发展变化的结果：

就词的某个意义本身的演化来说，有深化、扩大、缩小、转移。

就一个词的意义多少的演化来说，有增加新义和丢失旧义两种。

分析下列词义的变化

1．“权”古代指秤砣。

2．“布”古代指麻布

3．“鸟” 古代指长尾的鸟。

4.“坟” 古代指所有高大的土堆。

5．“脚” 古代指小腿

6．“书记” 古代指管文书的人。

7．英语“meat”原指食物，现指食用的肉类。

8．英语“deer”原指野兽，现指鹿。

9．英语“bird”原指幼鸟，现指鸟。

10．英语“knave”原指男孩，现指恶棍、坏蛋。

四、词汇的消长

（略。以学生讨论为主）

第四节 语言的接触

一、语言成分的借用

有接触关系的语言之间，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中的某成分吸收过来，使之成为自身的组成成分的一种语言现象。

（一）语音借用

语音借用指的是一种语言原来没有的某个音，因为语言接触，就从另一种语言中借来某个音，作为自己语音系统中的一个音位或新的音位组合。

西双版纳傣语因吸收汉语借词而增加了一个复合元音[Au]。

（二）词语借用

词语借用指的是从其他语言中把某个词借到本族语言中来，使之成为本族语言的词汇系统的一个成员。借词对本族语言而言，是外来词。借词主要指音义全借的。

还有一种特殊的借词，即借形。借形是只采用某语言中某个词的形式，而将其语音扬弃，保留其基本意义，使之具有本族语言意义的词。这种情形在日语和汉语中经常出现。

浪人、背景、参照、场所、番号、方针、登载

（三）语法借用

语法借用指的是从其他语言中借取一定的语言组合规律，使之成为本族语言组合规律的一部分。

个人更倾向于是因为火的使用，但因为管理不善就会丧失火种，因此，个部落之间就需要来回的“借火种”。

像狮群和狼群在集体狩猎时，即使没有语言，依旧可以配合的很默契。因此，人类狩猎时，也不需要交流。

自己的部落族群之间，都是自己人，一个眼神和动作就能表达清楚自己的想法，因此，也不会产生沟通。

但唯独“借火种”这件事，没法用简单的动作和声调去表达，打架吧，又不值得。

所以人们就产生了“沟通”的意愿。

借火的一方，为了顺利的借到火，应该还会拿上一些食物给对方。而被借火的一方，给对方一些火种，也不会损失什么，还能得到食物，自然也有沟通的意愿。

一来二去，就形成了一些比较初级的语言。

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是比较靠谱的。

1、语言的产生 语言是为了满足交际和交流思想的需要而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劳动决定了产生语言的需要。同时劳动也决定了产生语言的可能。锻炼大脑，促进思维；手脚分工，直立行走，使得发音器得到改造，具备说话的能力。 2、语言的发展 A、语言要素的演变（语音、语法和词汇的演变） 语言是由语音、词汇、语法构成的系统。各组成部分发展速度不平衡。词汇出在经常变化中。语音和语法变化慢。 社会发展推动了语音发展，这是外部原因，至于语言系统本身如何发展，则是由系统内部的各种因素相互关系决定的。语音是物质外壳，词汇是建筑材料，语法是组织规则。组成语言的各部分或各要素之间处在一种相互制约而又统一的平衡状态。语言系统本身处在变化过程中，例如：古汉语是单音节词占多，现代汉语就是双音节词占优势。 B、语言发展的条件和特点 语言是以交际工具的身份为社会服务的。社会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语言发展的动力；总之，语言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 渐变性和不平衡性是语言发展的两大特点，或说是两大规律。 C、语言的分化和统一 语言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方言是语言分化的结果。方言有两个概念，一是地域方言，一是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全面语言在不同地域上的分支。 汉语分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 社会方言是社会内部不同年龄、性别、职业、阶级、阶层的人们在语言使用上表现出来的一些变异，是言语社团（不同群体的人在语言使用上表现出不同于其他的特点）的一种标志。不同的行业用语（包括科技术语）是社会方言在词汇上的表现，黑话是特殊的社会方言。 共同语是社会打破地域隔阂、走向统一时出现的语言形式，它是一个社会（比如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共同使用的语言。通常共同语总是在某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这种作为共同语基础的方言叫基础方言。汉民族的共同语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各民族之间还需要一个共同的交际工具，这就是“国语”。 D、世界语、混合语、方言和共同语、口语和书面语、文学语言 语言接触最常见的形式是词语的借用。借词也叫外来词，指的是音与义都借自外语的词。 “洋泾浜语”和“混合语”是语言间相互接触、相互影响产生的一些特殊现象。“洋泾浜语”也称“皮钦语”，它是一个社会的当地人没有学好的外语，是外语在当地语言的影响下出现的变种。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共同特点是：语

演化生物学告诉我们，黑猩猩（chimpanzee）是生物圈里跟人类最具亲缘关系的动物。在大约500-700万年之前，我们与我们的远亲黑猩猩分化为不同的属（Genus），二者在基因方面仅存在1.2%左右的差别。（VallenderEric, et al. 2008）

图1 灵长动物分化时间、大脑容量及基因差异图（Vallender Eric，et al. 2008）

既然我们与黑猩猩在基因上有如此高的相似度，那么我们与它们在交际行为上是否也有相似之处呢？黑猩猩作为我们最近的亲戚，通过观察它们的交际行为，可以为我们了解人类早期的交际行为方式提供很强的借鉴，因为在没有分化以前，我们就是它们，它们就是我们。观察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观察它们之间自发的交流活动。20世纪初期，Jane Goodall率先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此后，荷兰科学家F. B. M. de Waal（2005）总结了百余年来我们所积累的有关黑猩猩的研究，认为黑猩猩有很丰富的沟通的能力，它们能用不同的表情、肢体语言和不同的声音传达不同的信息。另一种是观察它们的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自我意识是一种非常微妙的能力，这种比较深入的认知能力非常重要，如果缺少了这种能力，语言就不可能发生。在自然界中，极少有动物能像我们人类一样具备这种能力，大多数动物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如狗在镜子前经过时，就没有能力识别出镜子中自己的影像，或者它在屏幕上看到自己的动作时，也不知道那就是自己。但科学家（Povinelli, D.J. & J. Vonk. 2003）在黑猩猩身上发现了这种自我意识的痕迹。他们在睡着的黑猩猩的耳朵上涂上颜色的标记，当这些黑猩猩醒来去照镜子，看到镜子里的黑猩猩耳朵上的颜色时，它们也会去摸自己的耳朵。

可是，能不能教会黑猩猩掌握人类的语言呢？从目前已有的情况来看，这种尝试是失败的。例如，20世纪20年代，一对美国的夫妇（Keith & Catherine Hayes）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抚养自己的孩子和一只同龄的黑猩猩幼崽。当人类的孩子到了一两岁，开始逐渐学会了说话的时候，即使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只黑猩猩却最终只学会了四五个单词的发音。所以我们无法教会黑猩猩发出人类的口语。后来，人们改进了教学的方式，不再强调口语的教授，而改用图形符号、打手势的方式，黑猩猩的表达能力得到提升，甚至能学到三四百个不同的词汇符号，包括很简单的句型。还有一些著名的例子，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黑猩猩Washoe在美国心理学家Ganders夫妇的教授下，成功地掌握了大量的美式手语动作之后，竟然能创造性地把不同的符号标记用新的方式组合起来，指示未知名称的对象，如用“水—鸟”来指称鸭子。但是，对于复杂的语法现象，黑猩猩并不能掌握。

上述黑猩猩学习人类语言的基本情况，大致上反映了几百万年前早期原始人处于萌芽时期的语言能力面貌。然而我们都知道，黑猩猩至今也没有形成自己的语言，那么在这600多万年的历史演进中，到底是什么因素促进了人类语言的形成，使得我们变成我们，而它们还是它们呢？

一些化石材料给我们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线索。

1974年，美国古人类学家Johanson等人，在埃塞俄比亚的阿瓦什低谷（Lower Valley of the Awash）发现了一具大约320万年之前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的化石，研究者们根据当时庆祝发现而播放的披头士乐团的一首歌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将她命名为Lucy，并拟构了她的骨骼模型。从骨盆、膝盖、脚的结构、手和下肢的长度来看，Lucy已经直立行走。后来，研究者们又在发现Lucy化石的地点附近，发现了一些脚印，这些脚印大概产生于350万年之前，与Lucy生活的时代比较接近。相关的数据分析(Johanson, D. & B. Edgar. 1996)显示，这些脚印的主人也已经能够直立行走。

以直立行走取代四肢着地的行走方式，是在人类的语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伴随着这种发展，双手就能够承担先前由嘴所完成的很多任务，比如搬运和搏斗，这就使得语音的发展成为可能。此外，直立行走后得以解放的双手，逐渐承担了制造工具的职能，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之中，我们的双手日益迅速地变得灵巧而熟练，这进一步对神经系统产生了影响。具体而言，我们的大脑得到不断地锻炼，脑容量也不断增大。Ian Tattersall(2008)等人的研究发现，在600万—300万年之前这段长达300万年的时光里，灵长目动物的大脑容量几乎没有多大变化：3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虽然站了起来，但由于不会制造工具，它们的大脑容量基本与600万年之前的乍得沙赫人猿（S.tchadensis）以及现代黑猩猩的脑容量相同，大概在400cc左右。自开始制造工具以后，在过去的200万年之中，人类的大脑容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200万年前的能人（如鲁道夫人rudolfensis）的大脑容量大约在600cc左右；100万年前，原始直立人的脑容量已经达到了850-1100cc；到了10万年前，智人（如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的大脑容量已经与现代人的大脑容量相当，平均大约为1400cc。

图2 大脑容量示意图（Ian Tattersall. 2008）

当然，上述关于直立行走对大脑容量影响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描述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趋势。科学是无止境的，随着新的化石材料的发现，我们的认识也会不断加深。2015年10月，National Geographic报道在南非发现了纳勒迪人（Homo naledi）这一新的人种的化石，其大脑容量却非常小，还不到现代人脑容量的一半，男性只有560cc，女性的更小。所以我们这方面的材料越多、越丰富，分析的方法越精确，我们对我们的起源、演化的过程的认识也就会越清晰。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直立行走给我们人类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它使人体产生了专门针对语言的适应变化，为我们的发音提供了更为合适的生理构造（见图3）。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直立行走使得现代人的喉部位置明显低于黑猩猩以及我们的远古人祖先。喉部的下降，使我们有了一个从唇到喉之间的弯曲声道，而其他灵长目动物的声道相比之下要直一些。此外，由于喉部从软腭降低，喉管中负责发声的通路随之变长，口腔中用于调音的管路变短，当舌身在口腔中向前向上移动时，在咽部就产生了一个较大的空腔。这种口腔与咽腔相通的双管系统（twin-tube system）的声学构造，让我们能够在正常的说话发音过程中，通过改变口腔和咽腔的形状和大小，得到种类丰富的共振频率，也就为我们人类能够发出更为多样的语音提供了保证。

文/郑丽莎

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章节叫“创世纪”，这个“创世纪”里面的第11章第5行到第7行有记载，说这个世界原先都说同一种语言，所以当时全世界的人民都很团结。他们要建一个高塔（即“通天塔”），这个高塔的高度能一直通到天顶上；结果上帝怒了，于是就让人类的语言变得五花八门，人与人之间就互相听不懂说什么了，也就不再建塔了。根据圣经记载，上帝惩罚人类之前，人们都说同一种语言——希伯来语。

上述只是众多关于语言起源传说中的一个，而现实是，一艘荷兰商船于公元1600年路经马达加斯加前往印尼西亚时意外发现，印尼的马来语与他们途经的马达加斯加的土著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两地相距遥远。水手们并不知道，自己无意中的这个发现，竟然触碰到了语言（Language）的核心秘密——起源与演化。400多年来，一代一代的专家学者，尤其是语言学家追随着这个秘密，开始了伟大而艰巨的探究历程。

1786年，英国东方学家、语言学家威廉·琼斯爵士通过对比研究关注到：意大利语、凯尔特语、日耳曼语以及波罗的语、斯拉夫语，与远在亚洲的印度雅利安语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之处，会不会这些语言有同一个源头？他提出了自己大胆的假设——这些广泛分布在欧洲和印度的语言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假设被称为“印欧语系假说”。印欧语系是当今世界九大语系中最大的语系，约占世界人口的42%。

印欧语系假说让语言学家们开始尝试着对比、分析这些有着共同关系的语言之间的亲疏远近。1861年，德国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赫尔教授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启发下，推导出语言也有着类似生物进化的过程，并给印欧语系画出了一棵“谱系树”。在这棵语言的谱系树上，原始的“印欧语”处于最底端，是“树干”，这个树干分出两个“树枝”，一枝是“斯拉夫-日耳曼语支”，另一枝是“希腊-意大利-凯尔特-雅利安语支”，这两个“树枝”再分别分出众多“小树杈”，如日耳曼语、立陶宛语、斯拉夫语、凯尔特语、意大利语、希腊语、伊朗语、印地语、英语、德语等。

从19世纪下叶开始，语言学家们逐步发现，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中国的语言也能像其他语系一样，描绘出一棵“谱系树”。在这棵谱系树上，汉语、藏语、缅语等有着亲缘关系，语言学者们提出了“汉藏语系”的假设，这个假设被称为“汉藏语系假说”。如果汉语真的和藏语、缅语有同源关系，那么它们来自何方，又是如何分化而成的呢？尽管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研究，语言学家们大致能够接受汉藏语系假说，但其间的分歧依然很大。目前汉藏语系母语人口近20亿，约占世界人口的1/4，仅次于印欧语系。

语言的起源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各种的假设都没有实证做辅佐，相关的发展也没有直接的历史痕迹。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语言起源问题居然成为哲学和宗教学探究的热门课题。为了使“语言的起源和演化问题”消失，一些进化论者选择了不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巴黎语言学协会于1866年发布禁令，要求停止任何与语言起源和演化有关的讨论。由此可见这一问题的难度。从上世纪30年代起，考古学家、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心理学家、统计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等，开始进入语言学家们放弃的学术领域，并取得了一些具有科学意义的进展。事实上，即使在21世纪，语言的起源仍然是进化理论中最重要的障碍之一。

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对语言的起源兴趣浓厚，并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释。语言的起源是迄今为止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话题，关于语言在何时何地起源有很多假设，这些假设的数量几乎与此领域中学者的数量一样多。另外，语言起源的其他学说包括神授说、手势说、感叹说、摹声说、劳动说、契约说、突变说、渐变说、本能说等依然是“空中楼阁”，探究简直“原地踏步”，完全看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语言是人类社会中功能强大的一种技能，通过一些特定的编码符号，将你的想法传达给他人，同时通过这种编码符号了解别人的想法。语言还是连结和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信息的强大工具，还可以通过语言，将各种想法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通过语言来实施某些行动，说服、诱导甚至是欺骗他人。如今，全世界这种特定编码的语言大约有7000多种。所有的人类社会中都有语言的存在，所有的语言都拥有全方位沟通人类经验和体验的功能，没有哪一种语言比任何其他语言“更好”或“更优越”。研究人类进化的科学家认为，20万年前，当现代智人在非洲崛起时，可能已经有语言存在了。不过，人类语言是如何演化成7000多种语言的，这一直是个谜团。

直到最近100多年，由于现代科学的兴起，语言学才被用来与其他学科进行类比分析，但有关语言起源的种种假设却总是扑朔迷离。而近年来，分子人类学者们有关人群迁徙和分化的分析，似乎正在接近这个谜底的答案。单一生成也是母语理论支持者的偏好，与非洲之外的理论相关。基于今天所说的大量语言以及早期祖先的位置多样性，多元理论家反对这种单一的起源。由于学者尚未提供第一个口语单词的具体证据，因此没有人能够完全确定哪种理论是正确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支持起了“非洲单一起源说”，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将人类的起源看做是一部上古时期的《出非洲记》。通过基因研究以及统计分析，科学家们认为绝大部分非洲之外的现代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就是非洲。据说大约在5万年前，人类生活的地点集中在非洲，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离开了非洲，漂洋过海，来到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形成了现在的人类分布体系。如果人类的起源在非洲，那么人类语言的起点很可能也在非洲。在到达世界各地之后，人们根据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的变化，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语言。

前不久，新西兰心理学家昆廷·阿特金森博士研究称，人类语言可能全部起源于非洲西南部地区，时间大约在15万年前洞穴艺术开始阶段。这种判断的依据是非洲各地方言往往含有的音素较多，而南美洲和太平洋热带岛屿上的语言所含音素较少；一些非洲方言音素超过100个，而夏威夷当地土语音素仅13个，英语的音素46个。阿特金森博士认为，一种语言离非洲越远，它所使用的音素就越少。

中国科学家周海中教授在接受主流媒体采访时曾经指出：解决语言演化问题的难度不亚于破解物种演化之谜的难度；语言演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自然现象，还是人类心智发展和历史文化演变的结果；由于语言的起源与变化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外界的影响，从而增加了语言演化问题的复杂性。周海中教授的这一学术观点道出了语言演化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这一问题的艰巨性，为广大语言探索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迪。

言语（Speech）是人类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沟通方式，所以理解言语的起源能引发对语言更深刻的认识。近60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由于喉头的下降而导致的声道延长是言语出现的第一步。由于这一特征在解剖学上被认为是现代智人所独有的，该理论将语言的发展限制在过去20万年。但有一研究团队最近证明，至少在2000万年前，早期人类就可以发出对比元音，作为言语的基础。该团队主要研究者、法国科学家路易斯·波伊博士表示，语言是一种神秘的特性，是人类物种的基本特征和独特之处；了解它在进化过程中是如何出现的，与了解我们这个物种如何出现以及世界的起源一样重要。

语言的起源与演化谜题至今尚未破解，仍属于科学上的千古之谜；哲学与宗教学都可以直接以猜想言之凿凿，但科学需要证据，可惜我们尚未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语言到底是如何起源又如何演化的，当然追求未知谜题的过程才是人类文明得以进化的根本，而对语言谜题的探索同时也可能有助于认识人类自我。

（作者单位：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