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鲁迅对《史记》有两句赞誉的评语，尽人皆知，就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第一句是说，《史记》之后的史书皆难与之相匹。对于第二句，今人的解释一般是：鲁迅是在夸奖《史记》富于文学性，可与《离骚》相比。我觉得，对于第二句的解释，虽有道理，但有些肤浅，还应做进一步的解读。比如，若论文学性，诗三百篇也自有特色，但

鲁迅却未言“无韵之《诗经》”，而言“无韵之《离骚》”，这其实并不是随意的选择，而是其中别有原因。

这个原因，我推测主要有两点：

一是鲁迅认为司马迁和屈原皆曾受过大磨难，同为牢骚忧愤之人，屈原写《离骚》以抒愤懑，司马迁著《史记》寄托忧思，故《史记》便是《离骚》。姑援引鲁迅在谈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时的那段原文来看：

(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所说“恨为弄臣”，是说司马迁对于自己所处的“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报任少卿书》)的地位深为不满，“感身世之戮辱”，是说司马迁痛心于自己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这些，都成了司马迁发愤著书，完成《史记》的动因。而屈原与司马迁的身世甚为相似：“事怀王为左徒”，也属“弄臣”之类；被谗放逐，怀石投江，也与司马迁遭受的大磨难相似。屈原为抒愤懑，遣牢骚，遂作《离骚》。所谓“离骚”，即牢骚、愁思也。司马迁对屈原是有深切的了解的。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深知，《离骚》之作，源于怨愤牢骚，而他自己也正复如此。司马迁与屈原的心是相通的。正是因为二人身世相似，心境相通，他们便都“寄心楮墨”，发为雄文。司马迁可谓汉代的屈原，《史记》也就是汉代的《离骚》。故此，鲁迅才说《史记》不失为“无韵之《离骚》”。实际上，鲁迅本人也是牢骚忧愤之人，同心相知，他对两千年前屈原和司马迁的心境——牢骚、怨愤与愁思，是相知甚深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将《史记》深刻地解读为“无韵之《离骚》”。

二是缘于鲁迅对《离骚》、对楚辞的偏爱。鲁迅对《离骚》的评价非常高，他在《汉文学史纲要·屈原与宋玉》中写道：

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认为《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与《诗经》比较，《离骚》在文学特质上有许多超拔之处，因而其影响往往超过《诗经》。例如，《楚辞》是“凭心而言”，即我写我心，表现的是真性情，与《史记》的“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相同。鲁迅对于《离骚》(以及《史记》)这种“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喜爱的。这与鲁迅超迈峻洁的人格和不同流俗的文学好尚有很大关系，与他喜欢魏晋文章，喜欢嵇康是一致的，与他不苟同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也是一致的。从这一点来看，鲁迅也是不会将《史记》赞为“无韵之《诗经》”的。鲁迅对《离骚》的偏爱，还特别表现在他一生酷爱楚辞文字之美、寓意之深。他的诗文，每每借用、征引《离骚》的文辞和典故，如他写的诗句“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无题》)，“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湘灵歌》)等等。他曾经集《离骚》句两度书写条幅。所集《离骚》句为“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鱰之先鸣”。第一次是求人书写而自勉，第二次是自书而赠友。第一次是请乔大壮书写的，这条字幅至今还悬挂在北京鲁迅故居“老虎尾巴”的西墙上。正因为鲁迅对《离骚》的文学特质非常喜爱，又看到了其与《史记》在文学特质上的相同之处，他便将《离骚》移来评论《史记》，也因而将《史记》比喻为《离骚》。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对于《史记》的这两句评价，既非常准确，又包含个人情感和好尚，通过以上对“无韵之《离骚》”的分析，可以体会出一二。

鲁迅先生称赞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什么鲁迅对《史记》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呢?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耗尽毕生的精力完成的一部长达512万字的历史巨著。该书以纪传体的形式，按时间顺序记载了自黄帝到汉武帝前后3000年间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出现，把史学从经学的笼罩下撂脱了出来，为我国历史学竖起了一座巍然的丰碑。

鲁迅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首先是因为它开创了我国史学上以纪传体编史的先例。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主要是记录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记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尽管有的体裁前人已经用过，但是，把这五种体裁有意识地综合起来，互相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体系，则是司马迁的创举。此后司马迁的这种纪传体例在封建社会中被视为作史的“极则”由此形成了我国各个时期连续不断的“国史”记载方法。在唐初，《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便被称做“正史”，此后1000多年中，官修前朝史书，统统采用纪传体例。这一盛举，巩固了“正史”的独尊地位，并从此确立了历代皇朝为前朝作史的惯例。有的前史己成，后人不满意又重修，用的都是《史记》体例。从《史记》迄《明史》，共有24部史书，同是采用司马迁的纪传体例，称为《二十四史》。如此世代相续，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记载，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今原因，是因为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内容可谓是包罗万象，具有多层次性，给人以立体感。如《平淮书》、《货殖列传》等篇，是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篇，是司马迁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的历史作传；《儒林列传》、《论六家要旨》等篇，是司马迁第一个为学术史作传；《游侠列传》、《刺客列传》等篇，是司马迁第一个为卑微者作传。

总之，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所以，有的学者把《史记》视为“全史”是很有道理的。

其三，还在于其中包含着司马迁博大精深的思想。如在“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哲学笼罩下，司马迁却认为历史是连续的、变化的和发展的，并在《史记》中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连续的、变化的、发展的历史画面。司马迁在《史记》中还以“原始察终”这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国家的兴衰，人物的功过、制度的沿革作了精采的分析。

又如在当时的神意和天命的思想传统很浓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突出地把历史看作是形形色色的人的活动历史。强调人的作用，把人作为历史的中心来写。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也注意为各种人立传。尤其是为那些地位卑微的人如游侠、刺客等立传。

再如他那歌颂大一统的政治观，放任政策的经济观、以及得人才者得天下的人才思想，都闪烁着他的思想光辉。

《史记》涉及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人才、伦理道德等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因此，《史记》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通史著作的范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式巨著。

其四是其语言文字水平在所有史学著作中是独居尊位的。首先，《史记》中描绘人物的语言，准确、生动、形象， 虽笔墨繁简不同，然一经点染：则精神毕肖，颦笑之间，性格分明。其次，《史记》中说理抒情部分的语言，畅快淋漓，吸收民间语言，土而不俗，怪不得班固在总结西汉人对《史记》语言的评价后，称其为“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自此以后，赞颂之声代代不绝。韩愈赞美它“雄深雅健”，柳宗元推尊其“峻洁”，苏辙颂其奇，韩熙载称其逸。历来赞誉已足以证明它造诣精深。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

你是lu ke xin吗?

说明《史记》的重要性及其价值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年始称《史记》。《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家之绝唱”是说其历史学成就。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自此例一出，历代史书，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范围。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举凡治乱兴衰、典章制度，均分门别类，条分缕析。通史、纪传、通典、通考，纪事本末，大都导源于此。《史记》确实是集先秦及汉初之大成的私家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富，结构之严，体制之备，均可谓空前。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又堪称绝后。

“无韵之《离骚》”是说其文学成就。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尤其对布衣闾巷之人、岩穴幽隐之士和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更是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司马迁在叙事中敢写事实，以致于“显暴君过”，本来已经与屈原相似；其“肆于心而为文”，也和《离骚》一致。所不同者，《离骚》是直抒胸臆，《史记》则寄于笔下的人物。《史记》近于《离骚》的那种悲愤，不一定是得之于学，恐怕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的感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说，因为司马迁生于汉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愤者比屈原还要深广。

总之，《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是文学与史学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