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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表序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苞取之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鼐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桐城派是中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为方苞所开创，继有刘大櫆、姚鼐等加以阐发。因其代表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为桐城派。桐城派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桐城派的文章特点：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

桐城派： 　　是清中叶最重要的散文流派，因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其散文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国思想基础，以为清王朝政权服务为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散文理论。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其散文理论的核心是“义法”二字;姚鼐使桐城派理论更加完整和系统化，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的理论，并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作家队伍。 　　铁崖体： 　　元代后期诗人杨维桢号铁崖，他所作宫词、竹枝词和古乐府在当时极为流行。由于其能自成一派，仿效者很多，故世称“铁崖体”或“铁体”。 　　台阁体： 　　从永乐到天顺年间，以宰辅权臣杨士奇、杨溥和杨荣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垄断了文坛。他们的创作内容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旨。所用文体以诗为主，兼及散文，其中除朝廷诏令奏议外，多属应酬、题赠或应制、颂圣之作，风格雍容华贵，典雅工丽。由于他们均为台阁重臣，地位特殊，故使这种文风在社会上风靡一时，以致沿为流派，称台阁体。 　　唐宋派： 　　是出现在明代中期嘉靖年间，以反拨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的复古理论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采取代道统，主张恢复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传统，倡导文道统一。 　　同光体： 　　实为晚清宋诗运动之第三期。他们不明言宗宋而称“不墨守盛唐”，即以学宋为主，而不以此自限。称“同光”乃出于标榜，以上承道光、咸丰以来的宋诗传统自居，其实“同”字所指同治并无着落，改称“光宣”更切实际。这派诗人的创作多始于光绪中叶以后，故同光体即是指称光绪、宣统以至民国后的宋诗派。同光体诗人中以陈三立成就，沈曾植、郑孝胥等为重要员。 　　汉魏六朝诗派： 　　道光、咸丰之际，湘人王贻运独树一帜，其论诗首尊“八代”，明言复古，其诗作亦刻意模仿。邓辅纶、高心夔为该派的两位主要作者。史称这一诗派为汉魏六朝诗派，亦称湖湘诗派。当时此派诗名甚盛，但后之论者一致指认其“墨守古法”，甚至讥其为“假古董”，故在邓、高二位谢世之后，此派即告衰微。

性灵说：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由清代袁枚提倡。他吸取和发展了宋·杨万里和明·袁宏道等人之说，主张作诗应抒写胸臆，辞贵自然，反对以程·朱理学束缚诗歌创作，对拟古倾向和温柔敦厚的“诗教”表示不满，批评了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王士禛的“神韵说”。遗民诗人：清初诗坛，有一批由明入清的诗人，他们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对时末清初的战乱和民生疾苦铭刻在心，对清统治者在政治上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入仕为官。他们用诗歌揭露清兵暴行，颂扬抗清英烈，坚持民族气节，寄托故国哀思，诗风慷慨苍凉、激昂悲壮。这一类诗人被称为遗民诗人，其代表人物为顾炎武、吴嘉纪和屈大均。古文三大家：一般指“清初古文三大家”，即侯方域、魏禧和汪琬。 魏禧以观点卓越、析理透辟见长;汪琬则写人状物笔墨生动;侯方域的影响最大,继承韩、欧传统,融入小说笔法,流畅恣肆,委曲详尽,推为第一。桐城派：中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称为桐城派“四祖”。桐城派以地域而命名，主要因为其早期重要作家皆为江南安庆府桐城人，但是，在桐城派发展早期，并没有旗帜鲜明的使用桐城派这一名字。在桐城派“四祖”中，前“三祖”戴名世、方苞、刘大櫆，从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虽然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引程晋芳、周永年语“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桐城被誉为“文都”，主要因为桐城派在清代时期的极大影响力。桐城派理论体系完善，创作特色鲜明，作家众多，作品丰富，称雄清代文坛长达200多年，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虽然后来桐城派的作家并不都是桐城人，如梅曾亮、管同、曾国藩、张裕钊、林纾等，但桐城籍作家仍占很大比重，著名的的有被称为“小方、戴、刘、姚”的方东树、戴钧衡、刘开、姚莹及方宗诚、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等。

1. 性灵说：是明清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强调文学应该真实地表达作者的个性、情感和思想，反对当时模拟、仿古的文学风气。性灵说主张文学应该“真”，即真实、自然、生动，应该具有个性、独创性和艺术性。2. 遗民诗人：指的是在明朝灭亡后，仍然坚持明朝政治立场，或者对新的政治现实不满并保持沉默的文人。他们的诗歌常常表达对故国的怀念和对时局的忧虑，风格多以悲壮、沉郁为主。3. 古文三大家：指的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韩愈和欧阳修。他们在唐代文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倡导了古文运动，主张用散体文取代骈体文，推动了唐代文学的发展。4. 桐城派：是清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因创始人方苞是安徽桐城人，因此得名。桐城派主张文以载道，注重文章的简洁、严谨和条理性，强调修辞和技巧，对清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钱玄同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确定为文学革命的对象，击中了当时模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文的旧派文人的要害。鲁迅对此评价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这八个字“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 大意是说不应该写古文，应该写白话文，否则就是谬种、妖孽。

　　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近代文学生产密切相关。两代作家经历了从幕僚、教育家到职业作家的现代转型，家庭经济状况与传统士人“文以载道”理想促成了这种选择。幕僚与传统教育职业对于桐城派文风的转变和现代文学心理建构的积淀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式教育和职业作家虽然给晚期桐城派提供了现代转型的平台，但也给桐城派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关键词]职业形态；文学生产；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05－04 　　孟祥栋(1978－)，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上海　200444) 　　晚期桐城派是指自曾国藩开创的桐城中兴后期到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间的桐城派。从作家构成来看，主要为两代人：曾门四弟子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张裕钊等幕僚群体；桐城嫡传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吴闽生及追随者林纾、严复等人。晚期桐城派作为从主流走向末路的传统文派，作家的生活形态新旧更迭，从职业归属上来说，具有从幕僚、教育家到职业作家的转换过程。这一职业形态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文学生产与文学理念，也彰显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作家的艰难选择与文学现代性变革的曲折。 　　一、千年变局带来多元的职业归属 　　关于桐城派作家的职业身份，有学者认为：早期桐城派大多是由一批既非显宦亦非隐士组成的纯粹文人集合而成的特殊的作家群体。实际上，桐城派鼻祖戴名世、方苞、刘大、姚鼐均是有功名之人，他们的生活经历在中国传统士人的两种主要职业，即从政与教育之间交替进行，文学创作是行有余力时所作。中兴时期桐城派依托曾国藩幕府蔚为大观。晚期桐城派作家遭遇社会结构变革与民族危机，大多仕途多蹇，他们在新兴的社会职业中崭露头角，更有人以近代独立文人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晚期桐城派的第一代以曾门四弟子为代表，他们不仅均曾在幕府中任职，还在书院传道授业解惑。不同的是薛福成，他在曾国藩过世后，到福州书局谋职，操持笔耕生涯。这一代桐城派作家中，黎庶昌、薛福成还作为参赞、大使出使国外，吴汝纶晚年赴日本考察，在身份认同与世界视野上都超越了中期作家。晚期桐城派的第二代人，也是桐城派末代作家，既有弃官从商，创办实业的先驱张謇，也有到英国海军留学并创办报纸、传播西方文化的严复。桐城派嫡传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兄弟一直坚守古文传统，但也曾与严复、林纾同在京师大学堂这一新式高等教育机构任职。即使是桐城派殿军吴闽生也曾任教育部次长、国务院参议，作家的职业归属出现了新质。 　　中国传统文人安身立命的两个最重要职业是从政与教育，文学创作大多数时候只是一种“副业”。王水照指出：文学作品与经济利益发生关联始于“润笔”习俗，但此非通过市场渠道的交换行为，其作品是产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商品。多数贫寒之家的文人职业路线是穷困时在私家授徒，考取功名之后学而优则仕，兼济天下，退隐后主讲书院。出身富贵之门的则是少时读书怡情，云游四方，中年入仕、晚年退隐到教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从政可以致君尧舜上，实现文道一统；委身书院可以教书育人、传播学术。二者都既是文人乐于安身立命的职业选择，也是士子的主要收入来源，早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归属大体如此。 　　19世纪中期，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士人的职业路线发生了重大转折。首先是职业的多元化，由传统文人的从政或教育发展为从政、幕僚、教育与其他职业，这与晚清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及总体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有关。其次是传统文人在新兴职业中崭露头角，尤其是驻外使节与现代学堂和自由撰稿人这三个环节值得重视。研究界已经达成共识，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思潮、传播西方思潮的主导者是传教士与留学生以及新文化运动主力干将。但从桐城派作家担任驻外时节来看，起先导作用的应是传统士人。再次，晚期桐城派士人的传统职业能力在下降，新兴职业能力在急剧提高。晚期桐城派的曾门四弟子中，只有吴汝伦功名至进士，严复只是赐文科进士。其余主要作家均未取得较好的功名，失去在传统社会获取较高社会地位的资本。但是，他们务实学、古文功底深厚，无论做幕僚还是译书撰文都游刃有余。最后，对于桐城派末代作家来说，走商业化写作或者投身实业成了全新选择。他们面临巨大的社会挑战，坚守桐城派写作理念可以获得少量传统士人的青睐，但生活物质来源匮乏；投身现代性创作，意味着放弃已有的文学、文化理想，多数作家都在这两者的调和中艰难摸索。鉴于晚期桐城派作家职业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我们暂且以幕僚、学堂、译书撰稿三个职业，择部分晚期桐城派两代作家进行研究，窥其职业状态及其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从职业归属的角度探讨桐城由中兴走向末路的原因。 　　二、幕府和传统学堂对桐城派的正向推进作用 　　曾门四弟子最主要的职业是幕僚与学堂主讲。吴汝伦与张裕钊先后任莲池书院山长，对桐城文风在北方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吴汝纶、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等人当都是“夷难定倾”之人才。更为有意思的是，桐城能文诸老，率以经术道义相高，而曾国藩在江南平定太平天国时，经常招携宾客，泛舟秦淮，饮酒赋诗，以相娱嫉。作为幕僚不仅可以获取生活物质，进入仕进便捷之道，且与曾国藩这样的大家相互切磋还能增进学术与文学造诣，这是晚期桐城派作家乃至其他文士想要加入幕府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以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训勉僚属，吴汝伦虽属专司文事者，也经常参与全局事务处理。唐文治曾专门比较曾国藩幕府和李鸿章幕府的不同，觉得佐曾公幕时日有进益，佐李公幕十余年则故我已然。在曾幕中人争濯磨，事理愈细，文思亦愈精。在李幕则人争揣摩其意，无越范围者，而文思乃日隘。参与晚清重大的社会事件以及相对稳定的学术切磋氛围，对于晚期桐城派作家的文学生产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古文主题与意境的开拓。有研究者认为：晚期桐城派之所以衰亡，它不是强调以当下的“事”作为写作的根本原则，既难以使所写之“物”具有时代个性。又不能从具体的“事”当中开创出新的文体。他们反复讨论“义法”、“声音”，这一现象也说明他们的古文很难具有参与社会实践的功能。事实上，吴汝伦、薛福成等恰恰是因所涉实务于世有裨益，于曾国藩有启发才招入幕。纵观吴汝伦古文，除碑铭、墓表、谱序、寿序等传统主题外，还有大量介绍西学书籍的序、代曾国藩、李鸿章拟的各类奏折，远远超出之前的桐城文范畴。这些如何应对军事、文化、经济危机的古文是传统士人对近代中国走向的前瞻性思考，文章务实，对局势分析到位，同时具有宏观视野，是经世致用的好文。

古文辞类纂名词解释如下：《古文辞类纂》是清人姚鼐编撰的一部具有较大影响的古代散文选集。旨在为人们提供范文，启示古文写作门径。本书是近代著名学者高步瀛笺释，现存稿本一部、清抄本一部。旨在为人们提供范文，启示古文写作门径。本书是近代著名学者高步瀛笺释，现存稿本一部、清抄本一部。高氏笺释姚鼐《古文辞类纂》，考订翔实，穷源竞委，贯通古今，卷帙浩繁，文字细密，条理井然。为高氏平生花费精力最大，亦最能体现其学术造诣之作。高氏此著作，对研究古代散文史与传统文化极有助益，可惜成稿后一直未曾刊印。七十五卷，按文体分十三类，选录战国至清代的 古文 辞赋七百七十四篇。所选作品以“唐宋 八大家 ”为主，亦选录战国、秦汉及明清的作品。卷首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特点及源流。是代表“桐城派”散文观点的选本。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是代表“桐城派”散文观点的一部选本，曾颇流行。所选文章，以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即所谓“唐宋八大家”之作为主；其前选入战国、秦汉的部分作品，其后选入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口的作品，中间选入少数元结、李翱、张载、晁补之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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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大词人：况周颐、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齐名合称晚清四大词人,亦称“清季词学四大家”. 同光体：近代学古诗派之一.“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绪”两个年号.光绪九年（1883）至十二年间,郑孝胥、陈衍开始标榜此诗派之名,说是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 代表作家郑孝胥、陈衍、陈三立 宋诗运动：清代模仿宋诗格调的一派.要求学古却不沉迷于古.目前学界大体将近代“宋诗派”的形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指道光、咸丰年间,以程恩泽、祁寯藻、何绍基、魏源、曾国藩、郑珍、莫友芝等为代表的倡言宋诗者；第二阶段指同治、光绪、宣统时期兴起的学宋诗潮,代表人物有陈三立、郑孝胥、陈衍、沈曾植等. 桐城中兴：桐城派在近代的“中兴”,并非仅因“国藩功业即光耀一世,‘桐城"亦缘以增重”,而主要是由于梅曾亮等一批近代桐城派作家,提出了“因时”、“救时”等新的文学主张,并使其作品成为鼓吹反帝爱国、维新改良、变法图强等时代主旋律,从而实现对传统古文的“近代转换”.认清这个问题,有助于确认梅曾亮等“因时”、“救时”文学在近代的突出地位,全面评价近代桐城派古文的功过,对于我们正确处理白话丈与古文的关系,实现对传统的“现代转换”,颇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名词解释如下：1、吴江派是以沈为代表的注重戏曲格律的传奇派别。他的曲论核心是强调“场上之曲”，一是格律至上，是推崇语言“本色”，从剧本有利于舞台演出的角度要求文辞服从格律，服从观众，强调剧本的舞台性。沈是吴江人，赞同并依其曲论进行创作的作家，多为其子侄、门生及追随者等。故这个明末著名的传奇派别称为吴江派。2、性灵说清代中叶，真正与宗唐、宗宋的道统文学观相对、继承晚明以来的主情传统的，是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袁枚接过公案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从强调个人性情出发在文学史观上他主张文学进化论，认为每个时代都应当有自已的文学。基于此，他对清代以来的神韵派、格调派、肌理派等予以全面的批判和排斥，表现了反传统、破偶像、反墓拟、求创新的特点。性灵派的主要成就在诗歌，与袁枚主张和诗相似的诗人还有郑燮、赵翼和黄景仁等。3、湘乡派曾国藩是成同时期桐城文派的中兴缔造者，他对桐城文派的承续和改造，可谓适逢其时、因势利导、深中肯繁。桐城派的中兴既表现于曾国藩本人的创作中，也体现于曾门弟子对其古文理论的实践曾文大体以学识宏能、持论坚劲、入情切理、骈散杂厕、声采炳焕、雄奇瑰伟为特色。在当时腾播人口，为其门弟子所膺服，其古文理论也成为衡文标准，造就一时风气。桐城派衰而复振，又因曾氏文自成一家而列籍湘乡，故有“湘乡派”之称。张裕钊、黎底昌、薛福成和吴汝纶为主力。

1.肌理说：“肌理”二字源于杜甫《丽人行》“肌理细腻骨肉匀”之句。肌理本来是指肌肉的纹理。翁方纲借用肌理论诗，理是指义理和文理。义理为“言有物”，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合乎儒家规范的思想和学问；文理为“言有序”，指诗律、结构、章法等作诗之法。义理为本，通变于法，以考据、训诂增强诗歌的内容，融词章、义理、考据为一体。翁方纲以学问为诗，用韵语做考据，遭到袁枚“错把抄书当作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的批评。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是王士禛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调和与修正。他用肌理给神韵、格调以新的解释，目的在于使复古诗论重振旗鼓，与袁枚的性灵说相抗衡。2.西昆体： 西昆体——北宋初期以杨亿﹑刘筠看来这种类型的人是你喜欢的对象钱惟演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诗歌，其重要标志是《西昆酬唱集》，他们主要学习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近体律诗，夸大了李诗的形式美，注重对偶，喜欢用典，堆砌辞藻，崇尚纤巧，追求华艳，在内容上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总体来说，西昆体形式精美，内容空洞。3.阳湖派：清乾隆，嘉庆期的散文流派，因代表人物张惠言、恽敬都是江苏阳湖人相关书籍，故而得名“阳湖派”。此外，还有庄述望、庄献可、陈石麟等。这一派古文家，在总体上是以桐城派为宗，和桐城不同的在于，除了取法《六经》、唐宋八大家外，兼取法子、史、杂家，在许多方面有突破。他们对桐城派大家都有批评。恽敬以刘大櫆文“识卑且边幅未化”、“字句极洁而意不免芜近”；评姚鼐“才短不敢放言高论”；甚至方苞文章也有不足，“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窥。”为矫桐城派卑弱狭窄之陋，主张加强作家的才学修养，提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但在理论和创作上，都不及桐城派影响大。恽敬(1757—1817)，字子居，号简堂，阳湖(今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八年举人，历官浙江富阳、新喻等县知县，为官清正，颇有治绩。有《大云山房文稿》 8卷。尤以碑志写作出色，颇得史法。张惠言又是常州词派创始人。其古文风格骏逸，较桐城派为旷达，也比较讲求词采。当桐城派散文在文坛影响极盛之际，阳湖文人恽敬、李兆洛，武进文人张惠言（阳湖、武进二县皆属今江苏常州），接受桐城派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主张，世称阳湖派。4.江湖诗派：“江湖诗派”是南宋后期继永嘉四灵后而兴起的一个诗派，因陈起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当时书商陈起与江湖诗人相友善，于是刊售《江湖集》、《续集》、《后集》等书，后人以《江湖集》内诗气味皆相似，故称之为江湖诗派。《江湖集》中所录诗人大部分或为布衣，或为下层官吏，身分卑微，以江湖习气标榜。江湖诗人时时抒发欣羡隐逸、鄙弃仕途的情绪，也经常指斥时弊，讥讽朝政，表达不与当朝者为伍的意愿。江湖诗人中成就较著的是戴复古和刘克庄。 5.诚斋体：诚斋体的得名是源于杨万里。杨万里号诚斋，故称为诚斋体。他的诗歌学习江西诗派，最后摆脱前人的束缚而自成一家，取得了更高的成就。诚斋体的风格特征是活泼自然，饶有谐趣，形成诚斋体的要素之一是诗人把自己的主观情感最大程度地投射在客观事物上。要素之二是杨万里做诗想象奇特，但是不用奇奥生僻的字句，却用浅近明白的语言和流畅直至的章法，近于口语。

、神韵说 清初王士禛所倡导的诗歌理论，强调诗必须有神情韵味，有含蓄深蕴，言尽意不尽的特点。写诗“只取兴会神到”，诗的思想内容要朦胧含蓄，又似有寄托，又难以实指，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种理论受到司空图、严羽等人诗歌理论的影响. 试述《红楼梦》的悲剧意义曹雪芹的《红楼梦》向世人昭示一个人们感情上难以承受，但却无可改变的哲理：人生和社会永远处于摆脱的命运悲剧之中。他从三个层面揭示了从社会到个人，从表层到深层的悲剧意蕴。一．社会悲剧。《红楼梦》写出了由家庭悲剧构成的社会悲剧。它以四大家族的兴衰为基本线索，以宝、黛爱情为中心事件，写出了从家庭到社会的悲剧命运。1． 封建官僚家庭政治上的腐败是他们必然衰败的根本原因。如“护官符”的作用，点出“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黑暗内幕。2． 从生活的穷奢极欲写出四大家族必然崩溃的结局。如一顿螃蟹宴便是庄稼人一年的生活费。奢侈和荒淫是分不开的，贾府的淫乱无耻已经到了乱伦的地步。3． 作者以贾府一代不如一代的生动描写，揭示出封建家庭自然枯萎的悲剧命运。贾宝玉的形象在贾府的社会悲剧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社会新思潮代表人物的贾宝玉与作为腐朽的封建势力化身的家庭是格格不入的水火关系。贾宝玉的爱情悲剧也是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由于无法找到自己理想的社会道路，他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爱情生活上来。二．道德文化悲剧。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思想，它的突出要点就在于一方面它用“仁爱”来作为每一个人的道德信念和行为准则，又强调个人对社会的服从原则，这是要以牺牲个性价值为代价的。作者通过一系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以仁爱为核心和以个人服从社会为前提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从贵族后裔身上看到儒家思想的失败，青年女子的不幸命运，往往也可以从儒家道德文化的影响中找到原因。如薛宝钗尽管是婚姻上的胜利者，然而在个人自我上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作为封建道德文化造就的标准的淑女形象，她只是以压抑个性去服从社会和家庭。三．人生悲剧。人生悲剧则是从哲学上思考生命的本质，《红楼梦》在悲剧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达到中国悲剧作品的顶峰。《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最大突破，就在于它彻底抛弃了那种自欺欺人，始终幻想喜从天降的浅薄悲剧意识，将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其永恒的不幸。王国维认为解脱悲剧有两种，其中一种是看破红尘而出世，这种解脱是宗教的，超自然的，因而是平和的，而高出这种解脱的是贾宝玉，他不是因为自己的痛苦，而是看到全人类的痛苦，从而得到解脱之道的。 试述《红楼梦》对自然主义突破的写法《红楼梦》一方面吸取中国传统小说的观念，同时打破其束缚，对才子佳人的批评，从而在作品中表现全新的面貌。1．《红》继承传统的写法并加以发展，不追求曲折离奇的故事，而以家庭琐事、儿女之事为内容，这一写法直接继承《金瓶梅》写表现日常生活，但抛开《金》的自然主义，并自觉避免才子佳人小说的公式化，更多带有典型化、概括化，因此具有艺术感，比中国传统小说更丰富。2．在曹雪芹看来，男女之间感情的最高境界并不在于肉体结合的快感，而在于精神境界的沟通和契合。他反对象《金瓶梅》和猥亵小说那样津津乐道于男女交媾细节的描写。他提出贾宝玉的“意淫”、“情不情”的精神追求。 试述《红楼梦》人物塑造达到个性与共性高度统一的典型1． 曹雪芹的《红楼梦》在人物性格的描写上达到了个性共性的高度统一的典型高度。2． 如王熙凤作为荣国府的管家奶奶，她是《红楼梦》女性人物中与男性世界关联最多的人物。她玲珑洒脱、机智权变、心狠手缤 《红楼梦》中描写的爱情有什么意义？ 隐藏参考答案《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复杂的。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爱情故事为主线，表面看来似乎与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却与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就是它的着眼点并不在爱情，而是以爱情为线索，通过贾府由盛而衰的描写，展现了贾宝玉和一群红楼女子以及许多人的悲剧命运、广大《红楼梦》的人物塑造具有突出的成就。 隐藏参考答案《红楼梦》与前人塑造的人物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人物具有复杂的性格，而不是脸谱化的。以前的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往往好坏分明，阵营清楚，而《红楼梦》中打破了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皆坏的写法。一大批的典型人物都具有高度的复杂性、鲜明的个性和充分的真实性。《红楼梦》在诗词运用方面有什么特色？ 隐藏参考答案《红楼梦》调动了我国诗词、散文、绘画、音乐、建筑、雕塑等一切艺术表现手段，创造出诗化的性格和诗化的意境与风格，这又是对以前叙事体小说的一个突破。古代小说中的诗词，往往用于场面、人物外貌等方面的描写，常游离于人物性格之外。《红楼梦》却将诗词歌赋与环境、人物、场面、情节等融合一起，达到人境合一、情景交融、神形兼备的艺术境界，给人以整体感、和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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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三大家”是指清初散文家魏禧、汪琬、朱权三人，他们的作品多注重实际，对儒学义理研究有较大成就。“南朱北王”是指清代康熙年间，学者朱权和王夫之，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领域广泛，作品涉及儒学、史学、文学、哲学、经济等学科，对清代学术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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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风》是《诗经》的一部分。大抵是周初至春秋间各诸侯国华夏族民间诗歌。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华夏民族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华夏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2，元嘉三大家指的是南朝时期活跃在文坛的三位诗人：鲍照、谢灵运、颜延之，他们在注重描绘山川景物、讲究词藻的华丽和对仗的工整方面有相互类似之处，被称为“元嘉三大家”。3，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六位散文家也称宋六家。4，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临川文学的经典名作，指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四剧的合称。前两个是儿女风情戏，后两个是社会风情剧。或许“四剧”皆有梦境，才有“临川四梦”之说，或许“四剧”本身就是其毕生心血凝聚成的人生之梦。5，文界革命是梁启超在1899年提出的口号，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

沉郁顿挫:低沉郁积。指诗文的风格深沉蕴籍，语势有停顿转折。古文运动:　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笔补造化:笔墨可以弥补自然界的不足。形容笔墨的作用大,笔力高超。不平则鸣:发出声音，指有所抒发或表示。指受到委曲和压迫就要发出不满和反抗的呼声。也指对不公平的事表示不满。西昆体:中国北宋初年一种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的诗体

就是散文发展的四个阶段。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历程：(1)先秦散文：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以论说为主，如《论语》《孟子》《庄子》；历史散文是以历史题材为主的散文，凡记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文章和书籍都是历史散文，如《左传》。(2)两汉散文：西汉时期的司马迁的《史记》把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东汉以后，开始出现了书、记、碑、铭、论、序等个体单篇散文形式。（3）唐宋散文：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下，散文的写法日益繁复，出现了文学散文，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山水游记、寓言、传记、杂文等作品，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也在此时涌现。(4)明清散文：明代先有“七子”以拟古为主，后有唐宋派主张作品“皆自胸中流出”，较为有名的是归有光。 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清代散文，注重“义理”的体现。

唐宋派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采取代“道统”，主张“文道合一”的传统。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子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妇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捧场的文字。他们主张的“胸臆”、“心源”，指的是道学家的内心世界。茅坤说：“世之文章家当于六籍中求其重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发之为文。”(《复陈五岳方伯书》)可见他们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着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站在道学立场是不能动摇复古派的根基的。前后七子跨越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取代台阁体主持文坛风气凡百年之久，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也指出了复古派的毛病，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即继承了它的传统。

国风《诗经》的一部分。大抵是 周 初至 春秋 间各诸侯国的民间诗歌。包括《周南》、《召南》和《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也称为“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作品大多体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对统治阶级的罪恶有所揭露，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但也不尽是民间作品。文章四友指初唐诗坛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四位诗人，他们的诗歌以宫廷应制奉和之作，内容贫弱，文辞浮艳。其中，杜审言较有成就。胡应麟《诗薮》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他在游宦之中写了一些感情真挚的好诗。半山体诗歌北宋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退居江宁后，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后人将他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清初古文三大家清初散文，时有被称为“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和汪琬。魏以观点卓越、析理透辟见长，汪则写人状物笔墨生动，侯方域的影响最大，继承韩、欧传统，融入小说笔法，流畅恣肆，委曲详尽，推为第一。“三家”是桐城派的嚆矢。

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中最有影响的三部：《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駰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俗称“三家注”自己把意思简单概括了下～详细的发展在参考资料里

问所有的名词解释，还是某一个啊。

你是不是问桐城派呢？哪有相城派？桐城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因其早期的重要作家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清代安徽桐城人（今桐城文化圈应包括桐城市、枞阳县和安庆市宜秀区等地区），故名。桐城文派理论体系完整，创作特色鲜明，作家众多，作品丰富，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影响深远。

文史通义的意思，应该指的就是说文学历史这一方面的相关书籍通达吧？

文界革命，文学领域术语。文界革命是梁启超在1899年提出的口号，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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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发展过程中一种人发起的文化的改革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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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省的省考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具体的话可以查看“全国公务员考试网”上的考试公告。一般来说，除了个别省份每年会举行两次公务员考试外，分别在上半年和下半年考。其他的省份都是每年考一次。在上半年4月份会有多省进行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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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桐城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2、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桐城派 ，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安徽省桐城市人，故名。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春秋为桐子国，唐至德初建县制。古县名始于宋，崛起于明，鼎盛于清，尤以“桐城派”古文著称天下。“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桐城派，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派的某些特征，是桐城派前驱。 桐城派，有1200余位桐城派作家、2000多种著作、数以亿字的资料---这些数字就是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散文派在200余年间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 “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1653～1713);方 苞(1668～1749)。 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 “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 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 鼐，姚 莹，曾国藩，吴汝纶，马其昶。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更详细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4658.htm

1、桐城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2、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1、桐城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2、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1、桐城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2、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桐城派 ，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安徽省桐城市人，故名。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春秋为桐子国，唐至德初建县制。古县名始于宋，崛起于明，鼎盛于清，尤以“桐城派”古文著称天下。“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桐城派，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派的某些特征，是桐城派前驱。 桐城派，有1200余位桐城派作家、2000多种著作、数以亿字的资料---这些数字就是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散文派在200余年间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 “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1653～1713);方 苞(1668～1749)。 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 “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 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 鼐，姚 莹，曾国藩，吴汝纶，马其昶。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

[tóng chéng pài] 桐城派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师事、私淑或服膺他们的作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计1211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对当代为文亦不无启迪借鉴之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前“三祖”戴、方、 刘，从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更未明确言“派”。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1] 中文名桐城派别 名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信 仰儒家代表作品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年 代康熙年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诞生地桐城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曾国藩名称缘由依地域而命名思想主张儒家义理语言风格清真雅正

桐城派 ，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安徽省桐城市人，故名。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春秋为桐子国，唐至德初建县制。古县名始于宋，崛起于明，鼎盛于清，尤以“桐城派”古文著称天下。“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桐城派，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派的某些特征，是桐城派前驱。 桐城派，有1200余位桐城派作家、2000多种著作、数以亿字的资料---这些数字就是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散文派在200余年间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 “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1653～1713);方 苞(1668～1749)。 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 “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 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 鼐，姚 莹，曾国藩，吴汝纶，马其昶。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

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清代古文运动中的正宗流派。清代古文运动中的正宗流派。为方苞所开创，继有刘大_、姚鼐等加以阐发。因其代表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为「桐城派」。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古代文学一般包括欧洲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欧洲古代文学又包括古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按时间分类，包括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下面是我整理的自学考试古代文学名词解释，欢迎阅览。 桐城派： 是清中叶最重要的散文流派，因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其散文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国思想基础，以为清王朝政权服务为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散文理论。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其散文理论的`核心是“义法”二字;姚鼐使桐城派理论更加完整和系统化，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的理论，并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作家队伍。 铁崖体： 元代后期著名诗人杨维桢号铁崖，他所作宫词、竹枝词和古乐府在当时极为流行。由于其能自成一派，仿效者很多，故世称“铁崖体”或“铁体”。 台阁体： 从永乐到天顺年间，以宰辅权臣杨士奇、杨溥和杨荣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垄断了文坛。他们的创作内容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旨。所用文体以诗为主，兼及散文，其中除朝廷诏令奏议外，多属应酬、题赠或应制、颂圣之作，风格雍容华贵，典雅工丽。由于他们均为台阁重臣，地位特殊，故使这种文风在社会上风靡一时，以致沿为流派，称台阁体。 唐宋派： 是出现在明代中期嘉靖年间，以反拨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的复古理论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采取代道统，主张恢复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传统，倡导文道统一。 同光体： 实为晚清宋诗运动之第三期。他们不明言宗宋而称“不墨守盛唐”，即以学宋为主，而不以此自限。称“同光”乃出于标榜，以上承道光、咸丰以来的宋诗传统自居，其实“同”字所指同治并无着落，改称“光宣”更切实际。这派诗人的创作多始于光绪中叶以后，故同光体即是指称光绪、宣统以至民国后的宋诗派。同光体诗人中以陈三立成就最高，沈曾植、郑孝胥等为重要员。 汉魏六朝诗派： 道光、咸丰之际，湘人王贻运独树一帜，其论诗首尊“八代”，明言复古，其诗作亦刻意模仿。邓辅纶、高心夔为该派的两位主要作者。史称这一诗派为汉魏六朝诗派，亦称湖湘诗派。当时此派诗名甚盛，但后之论者一致指认其“墨守古法”，甚至讥其为“假古董”，故在邓、高二位谢世之后，此派即告衰微。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他们三人则被尊为“桐城三祖”。

　　 小说界革命： 　　是晚清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并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正式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重点论述了小说界革命之必要，指明小说界革命的中心意图是“改良群治”，认为“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它适应了晚清社会文化与文学求新求变的内在要求，促进了新小说的诞生和兴盛，取得了比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更大的成功。 　　 新小说： 　　是相对于“旧小说”而言的，专门指拥护“小说界革命”的作者创作的各种类型、各种面貌的小说作品。其涵义有二：一是“使小说新”，即刷新小说，一新小说之面貌，一;一是指新面貌的、新样式的新质小。前者是“小说界革命”的任务之一，后者即是小说界革命的直接产物和主要结果。“新小说”五花八门，品类繁多，文白杂陈，雅俗共存，风格各异，显示了一代文人空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中以政治小说、谴责小说和科学小说最为引人注目。 　　 辛派词人： 　　指的是南渡前后词风与辛弃疾相似或相近的作家。既包括早于辛弃疾的南渡初期作家张元、颖孝祥等，也包括和辛弃疾同时或后于辛弃疾在作词方面追步辛弃疾的作家陈亮、刘过等人。他们都以浓郁有爱国激情和慷慨悲壮的词风，共同促成了苏、辛词派的形成，成为词史上一笔富贵的精神财富，为宋词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形式派： 　　是清初传奇的主要流派之一。它以李渔为代表。他们将讲求戏曲的娱乐功能和写作技巧作为最高目标。李渔的戏剧理论精僻地揭示了戏剧艺术的内部规律，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系统化的标志，而他的剧本创作很好地体现了其戏剧理论。 　　 阳湖派： 　　嘉庆年间，当桐城派极盛之际，恽敬和张惠言接受桐城派理论影响，又对桐城派的理论作了一些修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他们二人及其大部分追随者都是阳湖人，故被称为“阳湖派”。他们有散文理论方面有两点不同：一是取法六经语孟和唐宋八大家之外，兼取子史百家;二是把骈文笔法引入古文，使散文具有博雅工丽之特点。

　　唐宋古文运动　　唐宋古文运动作品唐宋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文 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 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 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除唐代的韩愈、 柳宗元外，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唐代古文运动的起因　　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是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一次文风、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所谓“骈文”，是指六朝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是始于汉朝，盛行于南北朝的文体。骈文中虽有优秀作品，但大量的是形式僵化、内容空虚的文章。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骈文作为一种文体，成了文学发展的障碍。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　　第一次古文运动（唐代）　　韩愈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这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压倒了骈文，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这一运动有其发展过程。在骈文盛行时，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初唐陈子昂曾主张“复古”，是文体革新的先驱者。其后，萧颖士、李华等继起，提出取法三代两汉的主张，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思想准备。中唐时期虽经安史之乱，唐朝国力衷弱，但贞元以后，社会暂时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中兴”的希望。这样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他们提出“载道”、“明道”的口号，这是古文运动的基本理论。他们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韩愈《答李翊书》）和“词必己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独创精神。他们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　　第二次古文运动（北宋）　　晚唐时期，古文运动趋于衰落，出现了讲究雕章琢句的不良文风。北宋时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文人，极力推崇韩、柳，又掀起一次新的古文运动。一面反对晚唐以来的不良文风；一面提倡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写了大量平易自然、有血有肉的散文，共同扫清了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人们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共称为“唐宋八大家”，把唐代和宋代的两次古文运动称之为“唐宋古文运动”。　　编辑本段唐宋古文运动的代表　　唐代代表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也是“唐宋八大家”中的仅有的两个唐朝人。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 韩愈　　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 柳宗元　　“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宋代代表　　欧阳修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 中唐后，由于缺少力能扛鼎的大家，古文运动自晚唐至宋，逐渐衰微，骈体文又死灰复燃。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骈文又成为文坛主流。于是又开始了古文和骈文的新一轮的斗争。到宋代中叶，由于欧阳修的创导，又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为诗文革新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方向。他还注意培养选拔古文高手。曾巩、王安石、苏轼兄弟都是他的门生。他们的散文创作，继承和发扬了韩柳的传统，又别开生面，异彩纷呈。　　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 （苏轼，苏洵，苏辙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唐宋八大家对古文运动的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三苏等五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八大家在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留下不少名篇传诵后世。　　唐宋八大家在散文创作上的贡献　　1、在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强调“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反对“为文”而作。 2、创造了一种“词必己出”文能达意、既可以明道，又富有文学形象的散文语言。 3、在表现手法上，八大家常把叙事议论、描写抒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　　编辑本段古文运动代表的主要作品　　韩愈　　议论文：《原道》、《师说》、《杂说》、《答李翊书》。 叙事散文：《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祭十二郎文》。 集本《韩昌黎集》　　柳宗元　　山水散文：《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 人物传记：《童区寄传》、《种树郭橐驼传》。 政论文、寓言小品。文集《柳河东全集》　　欧阳修　　政论文：《朋党论》 记叙散文：《醉翁亭记》 杂文：《六一诗话》 王安石 杂文：《答司马谏议书》、《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　　苏轼　　文学散文：《石钟山记》、《放鹤亭记》、《赤壁赋》、《后赤壁赋》 史论或政论：《上神宗皇帝书》、《范增论》、《留侯论》、《韩非论》、《贾谊论》、《晁错论》、《教战守策》　　编辑本段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　　宋代古文运动的背景　　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的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北宋初年，王禹偁、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宋真宗朝和宋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席卷了当时文坛。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以有力打击。石介著《怪说》，猛烈抨击“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并在《上范思远书》中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创作，成就并不大。宋朝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　　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　　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这一点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王禹偁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史部而已”（《答张扶书》）。他们学韩的共同点，是学韩文“文从字顺”，平易近人的作风，而不学他追求奇古奥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欧、曾、王、三苏六家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明朝的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以及清朝的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唐宋古文运动，可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主要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但这场文学运动，同时对诗、文进行革新，与政治斗争关系更密切，历时更久，波及更广，参加者更多，其影响也更为深远。　　北宋初年，国家统一，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较为安定,一部分上层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吟风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更有发展。但宋代立国，先天不足，北有辽国,疆域未完,无复汉、唐帝国气象。同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并日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争日趋尖锐,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文人感慨国耻，满怀国忧，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写作反映现实的诗文，推崇韩愈、白居易，便形成了对立的文风。所以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一开始便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而起的。其发展过程大体有三个阶段。　　编辑本段宋代古文运动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从宋太祖立国至真宗朝，约为10世纪70年代至11世纪初,是初发阶段,先驱者有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以及姚铉、孙复等。柳开首举“尊韩”的旗帜，提出重道致用、尚朴崇散、宣扬教化等主张，反对当时华靡文风。王禹偁也主张宗经复古，倡导写作“传道明心”的古文，强调韩愈文论“文从字顺”的一面。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现实的诗歌，反对晚唐以来淫放颓靡诗风，并在创作上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诗文具有现实内容，语言平易近人，风格清新悦目，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初成绩。但是，他们对文学改革的倡导，在当时影响不大，而以杨亿、刘筠和钱惟演为首的西昆派华靡文风却开始泛滥。于是继起的穆修提倡为道而学文，极力反对骈文的章句声偶。他不顾流俗的诋毁，刻印韩柳集数百部在京师出售，以提倡韩柳文自任。稍后的石介，在《怪说》中指名抨击杨亿“缀风月，弄花草”，“蠹伤圣人之道”。但他们在诗文理论方面未能提出新颖切实的见解，又重道轻文，忽视文章的语言形式。除王禹偁外，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辞涩言苦之病，创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在宋仁宗朝，从11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运动形成高潮的阶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后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和苏氏父子、王安石、曾巩等人。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圣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时弊政纲中，主张改革文风。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两次下诏申戒浮华，提倡散文。由于朝廷表态，主张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他们频繁往来,相互唱和,一齐向文坛积弊发起了空前有力的冲击，显示出浩大声势。李觏要求文以经世，发挥“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对拟古和“雕锼以为丽”（《上李舍人书》、《上宋舍人书》、《原文》）。尹洙摒弃骈文，致力写作简而有法、辞约理精的古文。苏舜钦高度评价了古代设官采风的重大作用，认为写作诗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时鼓众”、“补世救失”,反对以藻丽为胜，提倡“道德胜而后振”(《上孙冲谏议书》)。梅尧臣论诗强调《诗经》、《离骚》传统,重视比兴,力贬浮艳堆砌恶习，要求诗叙人情、状物态,意新语工,景与意会，达到“平淡”高境。苏梅二人的诗风有豪放和淡远之别，但都注重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有力地打击了西昆体无病呻吟的浮艳诗风。他们在诗文革新运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稍后于苏、梅的欧阳修，则是这一阶段乃至整个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在运动中的杰出作用是：①有意把诗文革新同范仲淹领导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使古文、诗歌和文学理论批评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从而把运动更加引向了自觉和深入。②阐明理论，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又认为道可充实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张作文须简而有法，流畅自然，反对模拟与古奥。他论诗重视美刺劝戒,触事感物,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著名论点，强调诗人的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赞赏李白。他首创“诗话”这一评论诗文的新体式，其《六一诗话》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文论、诗论见解。他的诗文理论，指导了作家的创作实践,指引着革新运动。③改革科场积弊,罢黜四六时文。欧阳修在嘉佑二年(1057)权知礼部贡举，严格规定应试文章必须采用平实朴素的散文，坚决贬斥险怪奇涩和空洞浮华的文风。④大兴创作之风，努力提举后进。欧阳修积极写出了许多优秀散文作品，内容充实，形式新颖，平易自然,流畅宛转,曲畅旁通地叙事、说理、抒情，从而开辟了一条散文创作的通衢大道。他的诗歌在艺术上吸收了韩愈诗散文化的特点，却避免了韩诗的险怪和生僻。他的创作在诗文革新运动中起了典范作用。欧阳修爱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团结在周围。特别是他推重王安石、曾巩和苏氏父子，作为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鼓励他们积极创作，保证了运动继续蓬勃发展。欧阳修采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响深广，使革新运动达到高潮，取得胜利。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从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约11世纪50年代至11世纪末，是运动的完成阶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王安石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内容应有关“礼教治政”,“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上人书》等）。他一再痛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取材》）的倾向，在诗歌方面独尊杜甫。曾巩、苏辙、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在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领导这次运动取得全胜的是苏轼。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文坛领袖。他提出诗文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号召作家要“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但他很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一再指出：文学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价（见《答刘沔都曹书》等）。他又提出了“随物赋形”、“辞达”、“胸有成竹”、“传神写意”、“诗中有画”等著名论点，指导当时的创作。他的诗文词赋，都体现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苏轼也重视人才。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以及陈师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后期杰出的作家，对北宋文学繁荣都作出了贡献。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又一次把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以及文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此后,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为元明清散文家奉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于欧阳修、曾巩、苏轼等。诗歌方面，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也给予南宋金元诗以及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诗派以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带有“正统”观念,也有要求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味,助长了诗的散文化和“以议论为诗”的概念化倾向，为南宋理学家的散文所师法。这就表现出这一革新运动在思想上的历史局限。　　编辑本段古文运动的成就和影响　　唐代古文运动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　　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过一场古文运动,文坛上就再也不会出现形式主义逆流了。实际上,韩柳之后,唐代古文运动的一般发展情况,大致有两种趋向:一是以李翱为代表的偏于阐道,反映现实的范围窄了,一是皇甫湜、孙樵等的“趋怪走奇”,使文章晦涩难晓,这都是不利于古文发展的。至晚唐,出现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小品文,短小精悍,笔锋犀利,为晚唐文坛增添了光彩。五代至宋初,浮靡华艳的文风又一次泛滥,北宋真宗年间还出现了以杨亿、刘筠等人为代表的西昆派,“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欧阳修《苏氏文集序》)。 这一次,挽转文坛、诗坛颓风的使命落到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身上。由他们掀起的诗文革新运动的浪潮,就文的方面来说,是直接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的,也可以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在文学史上,也常常连称为唐宋古文运动。宋代的古文运动不再标举学习先秦两汉而主张直接取法韩愈,如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就认为,“学者当止于是而止尔”。这也说明了宋代散文与唐代散文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的散文作品,更多地朝着“文从字顺”的方向发展,比韩、柳的古文更进一步缩短了与口语的距离,因而更有利于表情达意,也更为人们所容易接受。明代的朱右曾将韩愈、柳宗元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的散文作品合编为《八先生文集》,后来茅坤又继之编选了《宋八大家文钞》,从此,“唐宋八大家”便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写作散文的楷模。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其散文成就都与唐宋古文运动有着渊源关系。从对后世所发生的深远影响来看,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唐宋古文运动,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0.htm　　具体可以去这里看

所谓史记三家注，就是南朝时的宋裴骃《史记集解》、唐代的司马贞《史记索隐》、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的合称。《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

国风《诗经》的一部分。大抵是 周 初至 春秋 间各诸侯国的民间诗歌。包括《周南》、《召南》和《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也称为“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作品大多体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对统治阶级的罪恶有所揭露，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但也不尽是民间作品。文章四友指初唐诗坛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四位诗人，他们的诗歌以宫廷应制奉和之作，内容贫弱，文辞浮艳。其中，杜审言较有成就。胡应麟《诗薮》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他在游宦之中写了一些感情真挚的好诗。半山体诗歌北宋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退居江宁后，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后人将他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清初古文三大家清初散文，时有被称为“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和汪琬。魏以观点卓越、析理透辟见长，汪则写人状物笔墨生动，侯方域的影响最大，继承韩、欧传统，融入小说笔法，流畅恣肆，委曲详尽，推为第一。“三家”是桐城派的嚆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