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吃人"寓意是什么?

　　作品的思想主题是对整个封建文化的揭露和批判，而封建文化的本质就是“吃人”，对于这“吃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也就是两种“吃人”。

　　首先，可从人道主义的层面去理解，“吃人”就是对人肉体的残害以至消灭。这里又有三个小点：

　　1 政治统治中的惨无人道的刑罚和屠杀。比如，狼子村的大恶人的心肝被挖出来用油煎炒了吃（第三节），徐锡林的心肝被炒吃（第十节）。这种“吃法”今天也还没有绝迹，如，刑事逼供，乱拳将小偷打伤致残致死等。

　　2 日常生活中的愚昧无知的野蛮行径。比如，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人肉可以煎吃”（第五节），“易子而食”（第五节）人肉人血治痨病（第十节）。这种“吃法”现在有了“进步”，比如，倒卖死刑犯的器官，殡仪馆中有人偷割死人肉做包子买等。

　　3 在特别情境中的愚忠愚孝的行为。比如，易牙蒸子献给齐桓公（第十节），

　　“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请他吃，才算好人”（第十一节）。这样的“吃法”，现在有了“崇高”的包装，诸如，带病工作，轻伤不下火线，为什么敢于牺牲生命等，涌现了带病扛沙包的抗洪英雄李向群，为保护国家集体财产的青少年的好榜样赖宁……

　　这种“吃人”就是对人的生命没有起码的敬畏，践踏着人的生命的无上的价值，模糊了人类的社会与动物世界的界限，这种野蛮的行径是对中华所谓的文明古国的无情讽刺。

　　其次，从自由主义的层面去理解，“吃人”就是对人的自由个性的践踏，这主要是指精神的“吃人”，这又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消灭个人独立的思想，用一元化的观点意识“统一”大家的思想，使中国人失去的思考能力，只好人云亦云，形成集体无意识，愚昧无知，不会讲理。比如第八节写到一个“年纪二十左右”的应该是学问的人，在无法掩饰“吃人”真相时却把“从来如此”作为“吃人”的正当理由，遭到“狂人”反诘时，却说“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这种“从来如此”的从“历史传统”寻找“执政”合理性资源的做法和“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的话语霸权的流氓作风，似乎在今天社会中还远没绝迹啊！

　　二 是消灭人与人的感情，用所谓的“忠”“孝”将人的感情格式化，使中国人失去对同类的基本同情，甚至只能在别人的痛苦中获得“成功”的快乐，变得健忘，麻木不仁。这也是我们民族苦难的深层原因所在。作品第三节写的是一般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给绅士掌过罪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的脸色，全没有昨天那么怕，也没有那么凶。”你看，健忘了“被吃”痛苦的中国人，面对更弱小者，现出的“吃人”相一点也不比先前的“吃人”者慈善多少，即便同胞的“大哥”“母亲”，也照样“吃”妹妹女儿的“肉”，乡情，友情、亲情统统“牺牲”掉了。现在，“不跟陌生人说话”这样的忠告，表现着中国人身处“被吃”的恐惧中孤独，同时一个个“献爱心”活动的做秀，又一次次使社会诚信资源流失，而我们原本就很稀缺的同情心也变得越来越麻木，以致面对别人的不幸我们首先就会怀疑其的真实性，几乎感受不到同类在不幸中的苦痛。

《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第一篇成熟意义上的小说，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虽然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意义的，可却是“楚有大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其深厚的意蕴，成熟的技法，显示出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巨大而光辉夺目的。可以说中国现代小说起于鲁迅，成熟于鲁迅。研究鲁迅小说，对《狂人日记》的着力是不可少且重要的，研究者一般都对其颇为重视。然而，总的说来，人们在较大程度上倾向和满足于对它的直接告白式的语言的引用及其思想的阐发，而深入里质的艺术剖析和批评则极为少见。可以说，没有细致的艺术意义上的致力，其内在的意蕴结构可能是不确和容易被误读的，对思想意义的把握也是流于肤浅的。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便是从艺术或者说技术意义上，对《狂人日记》的创作手法作一个解析，限于学力，可能只能是粗略的天马行空。

一个作家进行小说创作，在创作手法上一般都有所借鉴。《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对中国传统的小说写法有着较大程度的有意识地割裂，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所依仗的是所看过的百来篇外国小说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由此可以知道这篇小说在中西创作手法的借鉴选择上是倾向于西方的。对于《狂人日记》的创作手法，可谓见仁见智，人们从里面分别找出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意识流等。而形成的不同的主要观点有七种。有浅层次的，也有比较深入的。之所以有这么多分歧，主要是对这篇小说中狂人形象的理解不同，对小说中所体现的矛盾认识不同。要得出客观实在的结论，就要求对小说作一个双层的循环的解析，消除孤立的认识错误。下面先对几种现有的结论作一个简略的推介和评价。

第一种论点认为，小说的创作手法是自然主义的，狂人是以自然主义手法摹写的生活中的疯子。这种观点是对《狂人日记》最不负责任的诋毁。鲁迅的论敌，创造社的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中说：“《狂人日记》为自然派所极主张的记录……可以概括为自然主义的作品。”

诚然在现实生活中狂人有原形，鲁迅的表兄弟久荪在山西发狂，患了“妄想迫害症”，到北京治病，鲁迅有过护理。但是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目的绝对不是为单单表现生活中的狂人，将这篇小说看作真实模写生活中一个疯子的患病情况，将它看作疯子的狂语记录，而否定小说创作的深层价值和艺术魅力，实在是经不起一丁点推敲的，只能算是一种非文学评论意义的别有用心的胡说。

其次的观点，认为狂人是以现实主义方法塑造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一名反封建战士受迫害而致病的疯子”，也就是说小说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对于这种观点，认定狂人的身份，到底是疯子还是战士有过较大规模的论战。而最后高捷在《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论〈狂人日记〉》中结论道：“《狂人日记》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奠基石，`狂人`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形象。”

对于这种说法，很有些一叶障目的味道。它没有对小说中一些现代主义的小说创作技法作出解释，比如隐喻，象征，心理独白等，这些在现实主义的小说里不可能存在的，而且对于狂人形象的塑造，也不能仅仅简单讨论是疯子还是战士，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小说的主题的落脚有对现实的批判，有对封建礼教的揭露，然而大量的隐喻和象征体现了典型塑造的意义是思想精神上的，从生活中指归，而且在故事的结构上，小说也超出了现实主义的范畴。

第三种论点认为，《狂人日记》是以象征手法创作的浪漫主义作品。就作品，狂人的外内形象是疯癫的，但时人在对作品进行解读并赋意时采取的是时代审视的视界。狂人生存在一个反封建旗帜高扬的时代，这种强烈的时代印记给予学界普遍的“反封建”惯性反应，成为一个审视现实的思维入口，因此在界定《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时亦取社会背景映照式的认识：狂人尽管是癫狂的，但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封建斗士，——“揣了一脚”“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这样一个勇士形象。而《狂人日记》“对未来的眺望，对‘吃人"的历史的怒吼，对旧世界所表现的一种摧枯拉朽的决绝态度，都高扬着浪漫主义的精神”，“《狂人日记》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狂人形象的塑造上，这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形象”，从而认定这部作品“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手法是它的主调，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手法是它的配色”。像其他的一些后来论者延续这种观点认为“狂人是个象征形象”，“狂人是五四时代鲁迅式的反封建战士；是鲁迅当时所创造出来的最理想化的人物，是觉悟了但又未找到社会主义思想武器的知识分子；是告别了旧民主主义，即将走上又未完全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激进民主派；是个正在不断探索着前行的发展中的新人形象。”

第四种论点认为，《狂人日记》的狂人是以象征手法塑造的象征性人物。文学界公认鲁迅塑造的狂人形象是个象征性人物，像茅盾先生1923年10月写就的《读〈呐喊〉》一文就说到：“那时我对于这古怪的《狂人日记》起了怎样的感想呢，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大概当时亦未必发生了如何明确的印象，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到了绚丽的阳光。这奇文中冷隽的句子，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到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而坚定这种认识的还有陈涌：“其实，狂人不过是一个象征，一个鲁迅所假定的抗击旧世界的力量的象征，鲁迅并不是把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来创造的。”“鲁迅的狂人是神经失常的，他不断地感到周围的一切人，甚至他的亲人，都对他进行迫害，鲁迅通过这个假定性的也就是象征性的形象来表达他的反封建的主题。”并且“这类形象……可以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用火山爆发一样的激情来揭发，来控诉旧世界的黑暗和罪恶。”这种观点与认为狂人形象只是现实人物形象的“天然的反映”的自然主义观点意趣相左，前者认为现实中不存在这样一个形象，鲁迅先生只是在作品中塑造了这样一个形象（即假定的形象），借以为他的反封建主题代言或者自然升华；而后者却认为狂人形象是现实中活生生存在的人物，鲁迅只是真实的描写这个人物的生存景况。对现实认识的差异构成了他们对这部作品的创作手法所表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观点的根源。

第五种观点认为，《狂人日记》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运用而创作的小说。持此种观点的人的理由在本质上与第六种观点的理由有相契的成分，双方都肯定现实主义的路线，都认为小说有超越现实的精神特质蕴涵在文本之中。但在选择的视角上出现了分歧，这方观点认为它“远不是象征主义的象征及其所表现的模糊、奥秘、颓废的格调”，而且认为浪漫主义的抒情手法“也可以包括为了表现某种主观意念的象征手法”。

第六种论点认为，《狂人日记》是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运用而创作的小说。真正对这种观点有深刻表述的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先生，他在《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手法》一文中说：“在《狂人日记》中并用着两种创作手法：实写人物，用的是现实主义；虚写寓意，用的是象征主义。作品的思想性，主要通过象征主义方法来体现。但不同于一般象征主义作品的是，《狂人日记》中的象征主义方法不是独立的，它只是依附于现实主义而存在，如同影子依附于形体而存在一样。自然，这影子又并非可有可无，相反却十分重要：如果没有象征主义方法构成浓浓的影子，作者投射在狂人身上强烈的思想光束就无从显示。可以说，现实主义方法构成了小说的骨架和血肉，象征主义方法构成了小说的灵魂。两种创作方法双管齐下，各自承担着自己的任务，相互缺一不可：如果只采用象征主义方法而不通过现实主义方法来刻画真实的疯子并提出肉体吃人的问题，那么，所谓‘礼教吃人"的思想就会变得很抽象，很虚空，作品就容易走上概念化的道路；但如果小说只采用现实主义方法，只限于提出吃人肉的问题，那么，作品也就失去了强烈而深刻的思想性，变成比较平庸无奇的了。……这样，《狂人日记》确实可以有两种读法：顺着现实主义的路，读到的是一个地道的疯子所说的真实生动的疯话；顺着象征主义的路，读到的是最清醒的战士所说的具有反封建深意的真理。”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狂人日记》是中国的第一篇意识流小说。杨江柱在《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两次崛起——从〈狂人日记〉到〈春之声〉》一文中写到：“《狂人日记》从头到尾都是写一个人物——`狂人`的意识流（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人物周围的环境完全是在狂人的意识流屏幕上反映出来的，时间的逻辑顺序已被打破，深化在人物意识流中的种种景象往往带有浓厚的象征色彩。这些正是后来出现的在欧美各国的意识流小说在艺术手法上所共有的基本特征。既然如此，我们当然有理由说鲁迅先生是我国创作意识流小说的第一个先驱者。”

这种说法比较有新意，而且提升了鲁迅小说的现代性意义，将鲁迅对小说艺术的贡献提高到了世界性范畴，但是却有极大的牵强附会之处。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他写小说所依仗的是前读过的百来篇外国小说，特别是俄国小说，还有一点医学知识。在这里和欧美的意识流创作手法的发源从思想物质准备上有极大的不对称性。众所周知，欧美意识流小说的出现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而在鲁迅所处的时代和地理环境里，还有鉴于鲁迅的学习经历，他是不可能超出时代的局限成为意识流小说的先驱者的。

以上七种论点，是按照对《狂人日记》研究的时间顺序出现的，它们体现了对鲁迅小说研究的逐渐成熟。对于而今学界来讲，比较有活力的是四、五，六几种，而最具认同性的则是严家炎先生的结论。认为《狂人日记》的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结合体，这种说法，之所以能够得到学界广泛认同，一方面是它在比较深层的角度贴近了小说创作本身，体现了一种严谨而非形式主义的认识，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代学界对西方小说创作理论的熟悉和推崇，使得人们对小说研究的眼光具有一种发散性和流动性。一般来说，对一篇小说的研究不仅要对创作客体即作品本身进行细致的剖析，还要对创作主体既作者的创作动机和意图甚至作品创作背景进行确实的把握。但是正像文艺理论家所说的，作家在创作出文学作品以后，作品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人的经验解读方式，而且对于有些经人们发掘出来的意义，在作者本身或许是根本没有意料到的，这体现了文学作品研究的流动性和发展性，体现了经典作品的永恒价值。对于《狂人日记》的研究，或许正有着这样的特征。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历史记录资料对鲁迅自身对小说创作的一系列特征得出结论，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作者自身对所缔造的伟大作品认识的时代局限性；一方面我们通过对小说糅合进现代文化思想的观察视角，结合现代小说理论研究的综合成果，发掘出作品的现实意义，赋予其更强健的生命力，但我们同时要注意的是新意义的叠加必须是客观而有根据的，而不是只取一点的盲目地牵强附会。

让我们回到《狂人日记》小说本身，鲁迅采用的这个标题与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同名，据他自己讲，有借鉴的成分，但我们在这里不能有将其借鉴扩大化的思想。小说采用的是日记体，这在过去是罕见的。小说的结构流动是心理的，所有的情节和线索都体现在主人公的精神活动中，也可以说是主人公在对读者自顾自的发牢骚和感慨，对自己际遇的不平。而且更鲜明的特征是文中的叙事抒情常常是反逻辑和无根推论的，如这样一处——“……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接着得出一个结论：“我怕得有理。”在这里，一方面恰如其分的表现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思想状况，另一方面也使小说进入现代意义的精神分析的潜意识层面。再看文中的狂人的一些清醒的呼喊，如“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还有“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这体现了鲁迅对生活的希望和进化论的思想，有着主观意识上的浪漫主义色彩。文中存在的大量的象征，隐喻，像那句“有了四千年吃人的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极大地扩大了文章的意蕴空间，而且使小说出现多重意蕴结构。至于意识流手法的运用，我们带着孤证地不完全归纳推理和主题先行的思想，存在着一定的认识偏差，但是作为心理小说，进入人的潜意识，与意识流的关系是密切的，可我们要认清的是，意识流不仅仅是那么简单地通过一两个概念的指认就可以确立的，它有其一整套的流派特征，在这里小说是无法体现的。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对小说的创作手法做了一个简单的文本解读，也对众说纷纭的几种观点进行了推介和评价，可以知道的是，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是多么的困难，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损害。对于《狂人日记》，对其创作手法的认识，可以说是多种混杂，相辅相成，这正体现和成全了作者的伟大和全面，其实所谓的条条框框有时是具有束缚性质的，它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不一定有益。正像“永远的哈姆莱特”一样，我们也可以说“永远的狂人”，对《狂人日记》的研究，也是与时俱进，多重视角的，况且，研究贵在提出新问题，得出新理解，在这种意义上的工作，则是我们对自己的切实要求。

封建社会对劳动人民的压迫,摧残,使人们丧失理智,麻木不仁.

指封建礼教“吃人”， 封建制度对人的思想毒害

指封建礼教吃人

指封建社会对人民的压迫

封建社会对人民的压迫

旧时的封建制度压迫.

封建社会黑暗对广大人民的剥削

封建制度对人的思想毒害

鲁迅的《狂人日记》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声春雷”，它给不少人（包括肯定新文化运动的人和否定新文化运动的人）留下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吃人”二字，或曰礼教“吃人”，或曰仁义道德“吃人”。其实，《狂人日记》中“吃人”二字，其内涵要比上述印象以及建筑在这种印象基础上的理解丰富得多，也要复杂得多。

鲁迅的《狂人日记》给人留下的“礼教吃人”的印象被放大，与吴虞的一篇文章有关，这篇文章就叫〈吃人与礼教〉，是读了〈狂人日记〉之后写的。吴虞在这篇文章中说：“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在文章结尾时又说：

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吴虞的这篇文章，是由鲁迅的〈狂人日记〉引发的，吴虞对于礼教的这种认识，却并不源于鲁迅的〈狂人日记〉。早在1915年7月，他就写过《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发表于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着重对礼教中的“忠孝”二字予以猛烈的抨击，在当时也可谓空谷足音，振聋发聩。吴虞将“吃人”与“礼教”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与鲁迅〈狂人日记〉之原意并不完全一致，有过于极端之嫌，却也有闪光的真理。如今，有人为鲁迅开脱，说提出“礼教吃人”的不是鲁迅，而是吴虞，这话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以此为鲁迅“开脱”，却是没有必要，因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表达的意思，即使现在看去，也没有什么不恰当的。

在我看来，〈狂人日记〉中有关“吃人”的那段话，应当有这样三个层次。

其一，中国“古来时常吃人”而被“仁义道德”遮蔽了的，这并非就是礼教“吃人”。

鲁迅笔下的“狂人”在其“日记”中，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吃人”的例子，一是《左传》宣公十五年的的宋国都城被楚军围困时的“易子而食”；二是《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晋国州绰说的“食肉寝皮”（鲁迅在《随感录五十四》、《随感录六十一不满》以及《由中国女人的脚推断中国人之并非中庸又由此推断孔夫子有 胃病》等杂文中都曾说到“食肉寝皮”，可见印象之深）；三是“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给桀纣吃”；四是“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五是徐锡林（麟）的被吃；六是“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所有这些“吃人”的实例，大概都是从每页都写“仁义道德”的字逢里看出来的。只是“狂人忆中有误”，才将易牙“蒸其首子（应为子首）而献之（齐桓）公”说成了“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给桀纣吃”，又将唐代《本草拾遗》的作者陈藏器，误为明代《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这些因为出于小说人物之口而有些“变形”的史实，未必都与“礼教”有关，例如易牙将自己的儿子蒸了给齐桓公吃，未必就符合孔子或儒家的主张。但《论语》没有提到此人此事，《孟子》虽然说到此人，说的却是他的烹调，至于他的那件灭绝人性之事，连提都没有提及。这可以说是被“仁义道德”遮蔽了的“吃人”。

其二，是那些“吃教”的人，借礼教之名“吃人”，这也不是礼教“吃人”。

这样的人，也就是吴虞在《吃人与礼教》一文中说的“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的人，他说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被孔子称为“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齐桓公，周襄王拿祭肉给他，说他年纪大了，不必下拜尽君臣礼节。他与管仲商量后，还是下拜尽了君臣礼节，从这一点看，此公似乎也讲“礼教”，然而，易牙的儿子却是给他吃了的。一个是“以太牢祀孔子”的汉高祖，吴虞称他为“崇儒尊孔的发起人”，然而，正是这个汉高祖，“诛粱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醢”是古代把人杀死后剁成肉酱的一种酷刑，这位“崇儒尊孔的发起人”对彭越用了这样一种酷刑之后，，不但自己吃用人肉剁成的肉酱，还要让他的诸侯们都尝尝这种肉酱的滋味，大概也有点杀鸡儆猴的意思。当然，这都是“礼教”的旗号正式打出来之前的事，虽然也都与“礼”有关。“礼教”的旗号打出来之后，这样的事只会有增无减。鲁迅很熟悉的魏晋名士嵇康，就是因为钟会打了小报告而被害死的，这小报告中有一条罪名，就叫“害时乱教”，此“教”不正是“礼教”吗？然而，被嵇康目为“礼法之士”的钟会，又哪里就真的信奉“礼教”？倘若钟会真的严守纲常名教，日后会落到那个下场？当然，钟会还只是“吃教”者中的想当权势者的人，至于“吃教”者中处于权力顶层的“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的权势者们之“吃人”，更是怵目惊心。那个采用董仲舒之“八字方针”的汉武帝“吃”了多少人谁能说得清楚，不是连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还是太子呢——都被他“吃”了吗？那个“效周公辅成王”的朱棣，即日后命胡广、杨荣、金幼孜等儒家士大夫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并亲自为之制序的永乐大帝又“吃”了多少人，那些个真正信奉礼教或纲常名教的，不是都被他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吃”了吗——有的如练子宁被割了舌头，有的如铁玄被投入沸腾的油锅之中，那个“读书种子”方孝孺，还被灭了十族。

其三，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确实也有“礼教”本身吃人的一层意思。这样的实例，在这篇小说中有一个：“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此说其实也是于史有据的，就是出于宋代的“割股疗亲”——“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宋史·选举志》）出于《二十四孝》的，则是“郭臣埋儿”。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所说的“表彰节烈”，即表彰那些为丈夫或未婚夫活着守寡或死去尽忠的女子。如此鼓吹孝道，表彰节烈，颇似衍太太之所为，明知小孩子在寒冬季节吃冰会肚子疼，却鼓励说，“好，再吃一块。我记着，看谁吃的多”，明知小孩子打旋子旋得多会跌倒。却鼓劲说：“好，八十二个了！再旋一个，八十三！好，八十四！”，让子女为“孝”女子为“贞”而走上一条死亡之路。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中所举礼教“吃人”的臧洪与张巡两例，则是为“忠”的了。臧洪是汉末之人，在袁绍“兴兵围洪，城中粮尽”之时，他居然“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后汉书·臧洪传〉）张巡是唐代睢阳守将，在“城中粮尽，易子而食”之时，“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请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以此为榜样，“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这样血淋淋的“吃人”事迹，明明白白是在“礼教”的旗帜下出现的，还写入了《唐书·忠义传》。“礼教吃人”，当然也是通过具体的人去“吃”的，这是被“礼教”控制了的人，他们既“吃人”也被人“吃”，而这“吃”与“被吃”，都发生在不知不觉之间，《狂人日记》中的“我”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了……/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最后发出这样的呼吁：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我想，《狂人日记》中说的“吃人”二字，应当从上述三个层面去理解，才是完整的，符合鲁迅的本意，而且无可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