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实质是什么?

政治：维护布尔什维克主义，维护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经济：缓解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美苏争霸的后遗症.

任何历史现象的终极原因都应从现实经济生活中去寻找，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民族问题激化原因的考察，也应遵循这一原则。现在看来，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矛盾之所以如此激化，并导致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未能重新驱动停滞已久的苏联经济，反而使它陷入空前的危机。

一、半途而废：经济改革的启动与重心的转移

1985年3月，在疾病缠身、无所作为的老人契尔年科辞世后， 苏共把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推上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岗位。从此，苏联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戈尔巴乔夫受命于苏联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的“停滞”时期，面对处于危机边缘的国内形势，他上台后针对苏联经济长期停滞、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非常缓慢的状况，1985年4月， 在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举行的第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加速经济发展和进行改革的主张。把加强纪律、提高科技水平和以推动经济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搞活经济措施作为最优先的课题。1986年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彻底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要求，制定了实现四月全会提出的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构想的基本工作方针，通过了长期的大规模行动计划，即“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速度是该战略的核心问题，它规定到本世纪末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翻一番，为达到此目标，年平均增长速度必须保持 4.7％。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仍然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规定优先发展机床、仪表、电子、机电等工业部门。为了落实加速战略和经济改革方针，1987年6月，苏共再次举行中央全会， 讨论了经济改革的具体措施，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讨论了《国营企业法（草案）》，确定了从企业改革入手，自上而下推行经济改革的道路。在接着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通过了《国营企业法》，规定“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企业应转入经济核算，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和工人自治。1987年7月，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通过了有关经营管理的十项决定，其中包括计划、科技、物资供应、财政、价格、银行统计、物资生产部门的部、加盟共和国管理机关、劳动与社会等十个领域的改革方案，每项决定都阐述了改革的原因、目的、任务和具体措施。

应该说，这一阶段苏联提出的经济改革方针，其目的是改变过去旧的一套僵化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此，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和苏联经济学界在经济理论上也改变了过去几十年来的一些僵化观点，譬如，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会“自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观念，提出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其适应生产力的需要；在所有制问题上，不再把单一公有制的优越性绝对化，强调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主张让多种所有制包括个体经济和合作社所有制与公有制并存，相互展开竞争；破除了对商品经济和市场作用的长期偏见，主张必须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作用，等等。问题在于，第一，“加速战略”侧重于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加快的重点仍放在重工业上，结果是业已畸形的经济结构更不合理；第二，微观改革要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但宏观调控机制上未能给企业自主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结果企业经营体制改革往往处于空转状态；第三，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过程中，措施不配套，未能加强企业的经济责任，导致企业任意破坏经济合同，提高产品价格和工资基金，从而破坏了国家计划并使职工货币收入连年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于是改革头三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在增长，而国内市场供应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认真总结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找出问题的症结，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继续把经济改革坚定不移地深入下去。但戈尔巴乔夫却认为经济改革之所以出师不利，就是因为旧的政治体制在起阻碍作用，因此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打破这一体制”。于是，1988年6月，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匆匆把政治改革推出了台，试图以政治改革促进经济改革。

由于改革重点的匆忙转移，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和路线的错误，结果导致了苏联政局动荡，不是政治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而是使经济改革从属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经济改革方案的争论转化为政治斗争，权力之争取代了经济合理性的考虑，经济改革变成了政治、权力斗争的附属品和牺牲品， 以致经济改革和建设难以正常进行。 从1988年下半年起，苏联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到1989年经济发展势头已逐月下降，进入1990年后， 苏联经济甚至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 与1989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下降2％、4％、1.2％。内债增加到5500亿卢布。外债达700亿美元（1989年的数字是4000亿、560亿），外贸逆差为100亿卢布。1991年上半年，与1990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总值又分别下降10％、12％、6.2％。年底内债增至10000亿卢布，外债高达1200亿美元。头十一个月，外贸额比上年同期减少36.4％，其中出口下降30.7％，进口下降41.7％。与此同时，财政赤字也急剧增加，从1986—1988年的年平均430—440亿卢布，增加到1989年的920亿卢布，相当于国家预算支出的1／5 和国民收入的1／10。1990年则突破了1000亿卢布大关。1991 年预算赤字（包括共和国在内）高达3000亿卢布，比年初议会批准的267 亿卢布赤字额高出10多倍。由于缺乏弥补财政赤字的经济机制，只能求助于印发钞票。1989年发行货币180亿卢布，比1988年增加了50％。1990 年计划将货币的发行量降到100亿卢布，但实际上却发行了250亿卢布。1991年货币的发行量更是高的惊人，头11个月就高达1025亿卢布，为计划发行量（70亿卢布）的14.6倍。货币发行量的严重失控，势必引起通货膨胀，而商品的全面短缺和消费基金超过经济发展的过猛增长，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程度。1989年，1卢布货币只有0.18卢布的商品保障， 在消费品篮子里的1200类商品中，除150类之外，其余1050类都是短缺的，即90 ％以上的商品短缺。在221种食品中，只有23种能随便买到， 其余都要通过“走后门”、多花钱或凭票证才能买到。到1990年，1卢布货币仅有0.13卢布的商品保障， 一些共和国首府和33个州（边区）中心被迫对肉、黄油、糖等食品实行各种凭票定量供应办法，蔬菜、水果、肉类等在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比国家牌价约高7倍，甚至1990年十月革命节当天，在列宁格勒全市竟然买不到面包，全年的通货膨胀率为20％。1991年，日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比1990年增长了1.4倍， 集贸市场价格增长两倍，而黑市和议价贸易的价格则超过零售贸易价格9倍， 上半年通货膨胀率为33％，8月份以后每天的通货膨胀率甚至达2—3％。

苏联经济状况的空前恶化，使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除少数“影子经济”投机倒把者外，居民普遍感到生活日益困苦，过去极容易满足的需要，现在成了奢望。到1991年，根据官价计算，最低生活费已从每月130卢布上升到320卢布，考虑到部分商品要从自由市场高价购买，估计最低生活费约需400卢布。这样一来，有1／3 至一半的苏联人处于官方贫困线以下。在苏联所有共和国，生活水平下降最大的是格鲁吉亚（26％）、吉尔吉斯（25％），最少的是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14％）。调查表明，亚美尼亚、塔吉克的一半以上家庭人均每月吃肉不到1 公斤，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有1／3的家庭也是如此。对此，苏联报刊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度过了将近七年的时间，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首先是这个被称为苏联的世界大国分崩离析，第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第三是80％的人进入贫困线，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注：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1991年12月27日。）经济的恶化和生活的贫困，使人民普遍感到不满，也越来越失去忍耐性，这种情况在苏联的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当各族人民的现实经济利益在改革中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们的积怨和不满，就会通过民族主义——这种对他们来说极易感受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因为千百万人的价值取向，归根到底以物质利益为转移，经济的困境最终会使一切旧的东西死灰复燃。

二、不辨主次：联盟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利益调整

在谈到戈尔巴乔夫不成功的经济改革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时，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即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利益调整问题。

长期以来，苏联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应该说，在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尽快调整生产力的布局，加快落后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可发挥很大的作用。苏联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先后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对民族地区和落后地区生产力布局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加速了各民族共和国的工业化进程，改变了这些地区经济十分落后和全苏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的状况，从而加强了整个多民族的苏联的经济实力，成就是巨大的。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由于这一经济体制本身固有的弊端，它的长期实行，给苏联民族关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严重的。

首先，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联盟中央对地方经济具有垄断权。在规划和建设中，往往只强调国家的利益，忽视民族和地方的利益，忽视不同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和特点，采取一刀切的经济政策，从而剥夺了各民族共和国根据自身特点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力，严重损害了它们的民族利益。譬如，苏联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过分强调“区域分工”和“经济专业化”，致使各民族共和国的经济结构逐渐脱离了各民族的文化特性和自然环境的特点等这些对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因素，使一些共和国丧失了自己的比较经济优势而演变成单一畸形的经济，给这些共和国的经济和生态平衡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其次，苏联长期推行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强调统一的指令性计划，完全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采取“平调”政策，企图用行政手段拉平落后民族地区和先进民族地区的差距，没有把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建立在科学的经济核算的基础上，从而使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公正原则，造成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在先进民族和落后民族中都产生了不满情绪。先进的民族共和国有人埋怨自己付出的代价“太多了”，而落后的民族共和国则有人埋怨自己所得到的“太少了”。由于不按价值规律办事，缺乏科学的经济核算，结果，到底谁多得谁少得的问题无法计算清楚。

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给落后民族地区带来的不良后果还表现在，中央各部在各共和国建设工矿企业不和共和国商量、不考虑共和国居民生活的需要、不顾当地的土地、人口、生态的承受能力等等，结果是一些共和国境内的工矿企业增多了，但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却未受益，相反是环境遭污染，文物遭破坏。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初强调的只是横向权利的调整，即中央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权利划分，却忽视了纵向的权利调整，即中央政府与共和国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划分。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改造经济机制的任务中，只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中央集中领导经济的效率，加强中央在实现经济战略目标等方面的作用；二是强调扩大联合公司和企业的独立自主性范围，使它们转向完全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至于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政府的权益则被忽视了。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戈尔巴乔夫在猛烈抨击高度集权体制的同时，便无法回避联盟中央对加盟共和国严加控制使其很难自我发展的事实。于是，在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政府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联盟中央在缺乏深思熟虑和明确标准的情况下，便匆匆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问题。

对于分权过程中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内在主次关系问题，戈尔巴乔夫最初的提法是“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这表明联盟中央下放给加盟共和国一部分权力，但联盟仍居于主导地位。而叶利钦却与之相对提出了“没有强大的共和国就没有强大的联盟”。1989年9月苏共民族问题中央全会通过的苏共民族政策纲领中， 把上述两种提法和在一起，认为，“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没有强大的共和国，就没有强大的联盟这个公认的公式，体现了作为苏维埃联邦基础的主要思想。”这样一个折中的提法固然说出了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却看不出二者的主次之分，客观上为各加盟共和国争夺主权，把共和国法律置于联盟法律之上提供了依据。1990年6月12日，由叶利钦带头搞了个《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 接着其他共和国起而效尤。面对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向联盟中央抢权的局面，戈尔巴乔夫继续退让，提出了成立“主权国家联盟”的设想，这时联盟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此后直到戈尔巴乔夫下台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所想的已不是如何在联盟与加盟共和国之间分权，而是联盟一味地向共和国让步。为了保住形式上的统一，甚至退到搞联邦也可以的地步。从1988年苏共二月全会提出分权到联盟解体的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分权的提法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固然与国内形势变化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戈尔巴乔夫在这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缺乏统盘考虑和明确的目的。

苏联是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各加盟共和国和其他自治单位绝大多数是以一个主体民族组成的，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忽视共和国和地方政府的权益，不但得不到它们的支持，反而会助长主体民族的抵触情绪，给民族分离主义提供土壤。同样，如果无视全苏的统一利益，一味地强调共和国和地方政府的权益，给民族关系带来的影响也将是十分有害的。回顾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改革，起初表现为对长期存在的中央集权过多，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政府权益有限状况的漠视，致使一些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一些发达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谋求经济独立自主表现出来。尔后，在经济形势恶化、联盟与共和国矛盾加剧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又走了另一个极端，试图通过全面的放权来安抚各个地方，以维护联盟的统一。首先，在各加盟共和国要求经济自主权的压力下，改变土地和自然资源归统一联盟国家所有的宪法规定，逐渐承认它们是各加盟共和国不可剥夺的财产；其次，改变原来的预算体制，规定凡位于共和国境内的所有企业的税收全部上缴共和国预算，然后再由各共和国根据联盟的需要向联盟上缴一定比例的收入，致使联盟财政由共和国控制并依附于共和国财政；再次，在国营企业隶属关系的变革上，戈尔巴乔夫基本上是沿着破除条条专政即中央部门控制，扩大块块专政即加盟共和国或地区控制的思路搞的。由于经济改革未能使企业成为享有自主权的实体，因此，在联盟将管理权下放给加盟共和国时，必然会形成加盟共和国对企业的全面控制。随着联盟中央各种经济权限的丧失和各加盟共和国经济实力的壮大，联盟中央也就失去了左右局势的物质基础。当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在各民族共和国掌权并把握经济命脉之后，也就有了向中央闹独立的资本，此时，联盟的命运也就只能取决于各加盟共和国了。

三、顾此失彼：对商品经济给民族过程带来的消极作用缺乏清醒认识

在戈尔巴乔夫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对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给苏联民族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苏联党和政府是有一定认识的，并在实践中更多地注意价值规律的作用，试图通过商品经济的培育和发展，避免和纠正计划经济给民族过程带来的一系列消极的影响。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正确性，并不意味着民族关系领域不会再出现问题和矛盾。对此，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党和政府缺乏清醒的认识。

从比较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打破——形成——再打破的螺旋式的发展过程。随着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打破了封建的割据，形成了民族范围也即国家范围的统一市场。统一市场是形成现代民族的经济纽带。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民族（或称国家）范围内的市场又被打破，它们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去，也即进入世界市场的大循环中去。这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生产、消费、流通分配的“社会化”结果。它使民族壁垒不断地被打破，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在减少；各民族之间互相协调，加强合作，给这些民族国家带来了好处——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促进了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日益接近，为将来走向“民族融合”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对民族过程具有双重作用，即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使民族过程分化，例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觉醒，民族国家的建立；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也可使民族过程聚合，例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增多的民族的交往，有利于消除民族间的隔阂，从而使民族壁垒被不断地打破。因此，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以商品经济的力量去冲破民族的壁垒，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的同时， 必须对商品经济的分化作用保持足够的警惕，将其危害性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在戈尔巴乔夫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未能对商品经济与民族过程的双向作用予以全面的认识，他们看到的只是从斯大林到八十年代中期固守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排斥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使各民族共和国与各自治实体之间缺乏商品经济这个环节来加强它们的经济联系，许多民族成员完全游离于商品经济之外，因而无法树立统一市场内的共同利益观念，使各民族之间缺乏经济利益的内聚力这一弊端，而忽略了商品经济发展给民族过程带来的分化作用。正是这一极端片面的认识，导致戈尔巴乔夫时期在发展商品经济时，片面强调经济效益、经济核算，提出各共和国“贡献多少、取多少”的原则，这就助长了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放纵了它对民族过程的分化作用，客观上诱发了一些发达的民族共和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造成各民族共和国对政治、经济主权的争夺。戈尔巴乔夫时期在发展商品经济时的误识，与其前对商品经济的忽视，殊途同归，都使得各民族的属性得以强化，民族主义得不到有力抑制，以致于最后民族危机突然迸发，导致联盟解体。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在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建设中，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经济改革的成就是其他改革事业成功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在各民族人民的现实经济利益在改革中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奢谈其他改革，不仅会贻误改革的时机，牺牲经济建设，而且会使民族主义这样一些旧的东西趁机蔓延，毒化民族关系，危及国家存亡。

第二，苏联的剧变和解体说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走到了尽头，人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与建立，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的正确性、必然性，并不等于民族关系领域不会再出现矛盾和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民族过程的影响，仍将是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执政党在实践中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各民族之间经济利益的调整，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社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是为将来各民族走向接近和融合创造条件。但是，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在民族范围内形成市场的过程中，民族意识会加强，对此，执政党要善于引导民族意识，使民族属性意识从属于国民意识，使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精神相结合，从而焕发出各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创造性和活力。与此同时，要密切注意民族市场形成过程中的分离主义倾向，克服地区性的民族经济主义，形成全国范围的统一市场，逐步打破市场的“民族”界线，从而为各民族将来的完全融合创造条件

政治：维护布尔什维克主义，维护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经济：缓解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美苏争霸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