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实行闭关锁国

《马克思批判满寇侵华的罪恶》

文字狱、闭关锁国满清王朝的这两大恶政彻底终止了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进程。而这两大恶政推出的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王朝防汉、制汉的心理。

大家都知道海外贸易对于中国走向商品社会，融入世界先进文化和主流是多么重要。但是满清在台湾收复后仍然推行海禁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南洋禁海令其真实目的是为了禁止中国商民前往西洋占据的吕宋，严防汉人聚集，与西洋人结合颠覆满清统治。“设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窥中土”（道光《重篹福建通志》）康熙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眹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他已经意识到西方强大的对手就要来临，为了防汉却消极封闭。

马克思指出：推动这个王朝实行这种政策（闭关锁国）的更主要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马恩全集第九卷115页）

满清文字狱是出于防汉心理对一个民族进行疯狂的文化清洗，常常是抄家灭族，祖先、子孙、活人、死人连同众多无辜者一起遭殃。是威慑恐怖。震慑效果空前绝后。

满清文字狱的密度吓人，据统计，在清王朝268年的统治时间里，发生了160余起文字狱，几乎一年半一次，主要集中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在位63年，制造的文字狱有130余起，一年两次还多；其定罪范围大大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而且将打击对象从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民间百姓，几乎成了一场全民的劫难；许多名人志士因此而蒙难，其中吕留良、屈大钧、王锡侯、金堡、戴名士等都是文字狱的受害者，有的不仅被斩首，而且子孙株连坐罪，甚至家族同遭毁灭；有的甚至追究已故作者，挖墓戮尸，惩办后人。文字狱株连甚广，令人心惊胆战，此间全国上下一片风声鹤唳。

乾隆朝还有独特的疯汉获罪现象，占文字狱的25％，疯汉常常是被陵迟，疯汉临死前痛苦的号叫在宣告：文艺复兴从此在中国成为不可能。

满清统治下的文字狱，如同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思想领域实行强控制，不光政治文化的书籍要禁，就连科学技术也不放过，《几何原本》、《天工开物》大批明代的科技成果或毁或弃，只要和官方的程朱理学不统一的，都要禁止。明末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完全中断。

康熙皇帝学习科技是为了炫耀。出于对于汉人的威慑和警惕，满清王朝限制火器引入和发展，漠视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大好时机

有人夸赞康熙皇帝学习西方科技，但是别忘了康熙学习西学的局限性，这种学习局限在宫中，引进西学也有限。他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呢？康熙自己说：“眹幼时，钦天监汉官和西洋人不睦，……眹思，己不思，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而愤而学焉”。他是为了强化皇权。学习西方科技不是国策，也没有形成社会风气，所以皇帝态度一变，风气就转。其次是为了炫耀自己。南怀仁说“他通过这件事，……便在其周围的贵人面前，能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他还以天文知识拷问作弄汉臣为乐。据李光地记录：康熙说“你们汉人全然不晓得算法，惟江南有个姓梅的他知道些。他俱梦梦。”这实质反映了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独特心理。恩格斯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地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他要求满洲贵族不忘祖宗遗训，勤习骑射，以武艺威慑汉人，又研习西学，用新的科技知识对付汉人的文化优越感。

他对于采矿、冶金、机械是很少涉猎的。在战争结束后，出于防备汉人心理，限制武器的发展。

康熙下旨说：“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此事不准行。”明知西方船坚炮利他就是不准备改进。在科学制度上康熙是最大的法官。要根据康熙的观点来行事。比如有人给康熙看《阿尔热巴法》代数新法，康熙不喜欢于是不准颁行。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说：“康熙对于数学仅略窥门径，音乐则更茫然无知”。

白晋评价在《康熙皇帝》中说：“把热爱科学的强烈感情与专心致志的研究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一个中华帝国的皇帝来说，与其受到赞扬，不如说应该受到责备。”“复兴灿烂的文化……除垂范于民，除宣传这种精神别无良策。”康熙和彼得大帝是没法比的，他没有建立科研机构，没有派人出国考察，不鼓励臣民科学探索。

所以到了雍正、乾隆他们对西方科技根本没有兴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有技艺的传教士成为满足他享乐欲望的御用工具，做钟处成了玩具作坊。在他的影响下王公大臣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这股西洋风不过是享乐奢侈风。成了儒家批判的“奇技淫巧”，对中国社会发展只有消极影响，而无积极作用。

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部族的统治压抑民智

就以最为关心科技的康熙来说：他明明知道西方在大力发展科技，日后必然发达对中国构成威胁，但他仍然主张闭关锁国，愚民政策。

他不支持传教士向中国的学者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不鼓励中国学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洋人教师张诚在日记里写道“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去做。”。英国使节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

当时宣传科学的朱方旦因为罪名是将九五之尊和下贱臣民混淆贵贱，传播科学而被杀。

到了乾隆，他对自然科学毫无兴趣。关心的是西洋玩艺，这时西学东渐就衰落了。日心说的传播详细介绍是蒋友仁开始，《增补坤舆全图》有日心说天文学部分，但是被乾隆锁进深宫。《四库全书》虽有西洋部分，但是一般来说清朝纂修《四库全书》的馆臣对于“西学”目录著作大都采取贬低和排除的态度。

《四库全书》馆臣还对利玛窦进行了批判，说天主教违背儒家学说，危及封建统治“欲人舍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持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必须严令禁止。天主教书籍必须“概从屏斥，以示放绝”。编辑出版者必须受到批判“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

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西学东渐衰落的主要原因。也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利玛窦的《交友论》不同境遇看明清两朝的知识界风气，理教盛行的原因还是防汉心理在作怪。

利玛窦进入中国后的第一篇印刷品不是宗教和科技而是《交友论》，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情不大，但是足可引起人们的思考。

利玛窦的《交友论》说：“人与人之间皆兄弟也，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也。友之于我，虽有二身，其心一而已。交友独知利己，是商贾之人，不可谓友也。”

利玛窦主张的朋友之道是相互依靠，贫富通财，共享共有的关系，引用西塞禄言：“友之所以贵于亲者，亲可以失爱，而友则否。无爱，即不成其为友，而亲仍不失为亲？”

这正是西方交友之道平等，西方价值观博爱精神的体现。

众所周知，儒家传统观念，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存在着亲疏远近、轻重厚薄的差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关系显然重要得多。《交友论》显然是反传统的。《交友论》在明末引起极大反响，冯西京说：“人有友生”，“友之所系大矣哉，

君臣不得不义，父子不得不亲，夫妇不得不亲，夫妇不得不别，长幼不得不序，是无可无交”，冯试图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看作是朋友间的平等关系为基础的新型关系。《刻交友论序》。

在《交友论》中利玛窦试图贯穿儒家的“五常”，友之职，至于义而止，智者欲离浮友，信于仇者尚不可施，况于友者？德志相似，其友固始。

冯西京说“爰有味乎其论，而益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交友论》是欧洲基督教人文主义与中国儒家思想初步融合的产物。正符合明末结社，交友的社会思潮和风尚。

该书出版后，一再翻印流行。利玛窦说：“它到处受到知识阶层的赞许，流传于各省，并往往被权威作家在其他著作中引用。在一个短短的惊人的时期，这部书被当成做标准读物为人们所接受”（《利玛窦中国札记》）

而满清理教盛行，此类交友论是不合时宜的。《四库全书》馆臣批判《交友论》说：“

视其人之友如林，则知其德之盛；视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则知其德之薄。是导天下以滥交矣。一相友而即同财，是使富者爱无差等，而贫者且以利合，又岂中庸之道乎？”他们反对交友之道的普遍意义以及爱无差等的思想，这也正符合满清政府对天下人分而制之，让中国成为一盘散沙的国策。康熙说：“汉人心不齐，如满洲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每以汉人为难治，其不能一心之故。眹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

可见满清为什么会理教盛行，这和满清特有的民族压迫有不解之缘。

作为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满清统治者心中始终横着对汉人的猜疑和防范。随着西方东渐的潮水不断上涨，他们心中的畏忌也不断加深。把中国和世界隔绝开来。防止汉人和海外勾结危及统治。以禁教令和禁海令为标志。满清的海外政策发生逆转。步步后退，日益封闭。更不用派出去看看世界了。

本论文大部分资料摘录自 《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我支持这个观点，从客观上游牧民族就比农业区的人落后，在加上为了防止汉人的反抗当然采取了比较严厉的镇压手段，对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恶劣的阻埃，在六君子变法的时候其实就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上满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毁了他们自己

清王朝衰败之我见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军入关一直到辛亥革命的胜利，清王朝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历程。在这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清朝有其重要的传统文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从康熙皇帝开始，废三藩、平叛乱、定北疆、清朝政，稳固了大清的政权，社会局势安定下来，经济获得充分的发展，社会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国力空前强盛。到雍正时期，经济继续稳步向前发展，在商品化的经济往来中，资本主义萌芽正缓慢地发展。但是这时仍是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1]。乾隆时期，清朝国力达到了最强盛的时期，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但乾隆统治晚期，也是清朝国力下滑的起点。

乾隆后期，清王朝的衰败向来被理解为中央集权的衰微和地方总督权力的扩大。这时期清王朝衰败的形象反映为政府官员的敲诈盘剥、追求私利和腐败无能，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群众性的叛乱活动。那么，清王朝的康乾盛世的景象为什么一下会造成这种衰败的局面呢？其根本原因就是腐朽的封建制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种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但是，清王朝衰败的原因还有很多，如：嘉庆皇帝即位之初，重要的大事是铲除和珅一派的势力。除此之外，还面临着一个更重要的困难，这就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组织能力所完全不能解决的潜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的中心问题就是资源与人口的比例失调。

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

不言而喻，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口的增长。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白莲教起义时为止，这一长时期的国内和平阶段中，中国的人口翻了一倍多，从一亿五千万增加到了三亿多。仅在1779年到1850年间，人口就增长了35.6%。所以在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前夕人口已达到四亿三千万左右[2]。

从明代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比例就已被食品生产所赶上。由于各地区之间的移民，又由于在新开发的土地上种植从美洲移植过来的新食品——甜薯、玉米和花生。因而，新垦植土地面积的增加使得增长的人口能够投入生产，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力可用于双季稻的精耕细作之中。这种耕作制度在18世纪末就已经明显地开始感到了它的报酬在减少。因为这时在水利上增加人力的效益似乎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更重要的是，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在一些边远地区的人口也呈现饱和状态。例如：富饶的四川盆地在18世纪就吸收了大量的外来移民，早已人满为患。在多山的湖南西部，外来移民在1795年与当地的苗族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广西的河谷地带是广东东部客家在18世纪移民的地方，这里的土地竞争也很激烈。

清朝中后期人口的增长，这是由清代社会和制度的特点决定的。如果说人口的增长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最终是毁灭性的，那么，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也同样严重。在这时期政治生活中，各级官吏激烈地进行竞争，以谋求升迁和保全官职。这样就使人员流动升迁的正常机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文化人的生产过剩，不论是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也不论科举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增长。另外，清代实行捐监制度，即为荣誉学衔和实授公职举办捐纳，政府不断地用这种办法开辟财源。但捐纳制度显然不能充分地满足人们希望得到这种优越社会地位的日益增多的需要，出售功名和官阶使适合做官条件的人数增加。因而实际上加剧了对有限官职数量的压力，这在某种意义上就突出了仕途升迁道路显然不足的状况[3]。

这样，官吏中普遍存在着冗员闲官，政府机构行政效率低下，原来一人做的事，现在需很多人去做。如果这一估算大致不差的话，吏役阶层在18世纪时期大大地繁衍了[4]。

人口的大量增长，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人均土地面积的减少，资源短缺，同时，人们为了谋求生计，他们不得不寻找出路，这样就给政府部门带来了很大压力。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就可能造成社会动乱乃至农民起义。如果政府机关要解决这些人口过剩问题就要分担出一部财力、物力、人力。而政府本身冗员充斥，这样，政府就会越来越腐败，以致于清王朝日益衰败。

教育制度与社会晋升之路

清代的晋升之路主要是教育和文官考试制度。明代多数的教育机构都是私人办的，到清代这些机构逐渐变成官方的教育机构，到雍正时，一系列的书院受政府之命建立起来，由国家给予支持，在这种教育体制下，越来越多的有才能有见识的人开始对这种教育体制产生了热情。一方面，地方书院建立后，学生可以离开本乡本土求学，这无疑在更多的人口中培养了上进发迹的愿望。起初，这种教育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学生人数增多了，学术空气更加浓厚，思想界的气氛活跃起来。但是不久，这种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暴露出来，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存在庇护制。官官相护，而靠真才实学的中举之人往往无官可做，甚至闲置。同时越来越多的生员，他们在低级科举考试中中了榜，但在攀登高级考试时因名额有限而被摈弃[5]。其原因就是这种庇护制。这种庇护制有它传统的社会关系根源，这种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亲属关系和同乡关系。在学界和官场上，教育和考试制度也维系着同样的庇护人和被庇护人的关系。在这里，上级就是先生，下级就是学生。先生不仅包括学校中的先生，也包括政府官员，即考试与会试中的主考官以及各省的提学。在非私人的制度中挽进私人关系，这一趋势在社会交往中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这种趋势在行政和公务中被认为是发挥效率的潜在障碍，而从最坏的方面说它被视为腐化的根源。当然，这种关系是中国官场的通病。从根本上剔除这些是不可能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它们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而不是制止它。

19世纪是教育腐败的时代，这正是因为它与官场风气联系太紧的缘故。由于老师是庇护人，而门生是被庇护人，也就明显地包含有政治义务在内。当然，政治关系的确立可以通过向要得到其恩宠的人送礼，并自称为其“门生”的方式，达到自己在仕途上成功的目的。所以，教育体制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严重阻碍了正常的官员晋升之路，真正有才能的能胜任某一定官职的人不能到位，而一些靠捐监或庇护制得来官职的人久居高位。久而久之，致使学界和官场日益腐化堕落，政治也越来越黑暗。

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

19世纪初年，庇护制体系泛滥的影响是随处可见的。这个体系的润滑油是钱，其结果导致各级官库乃至国库出现亏累。亏欠问题在19世纪20年代是使官吏们全神贯注的当务之急[6]。

由于各级官吏的贪污腐化，堕落成风，造成了国库的亏空。在当时庇护制的情况下，官吏们不会因为帐务亏累而受到处分。特别是在和珅集团倒台后，各级官吏为了弥补自身的亏空，加紧了对人民更大的剥削。县官们寻求各种途径搜刮百姓的钱财，设法弥补他们的财政赤字。巡抚削减县官们的“养廉”来弥补自己的亏空。这样层层的剥削和克扣，最终把所有的财政负担转嫁给了广大的人民百姓。而清代的税收制度更加适应了这种剥削制度。虽然说每个省区必须上缴给中央的税收已经固定，但地方政府中的开销征课的附加税已经制度化，并且变成了税收制度的无限制的扩张部分。这种附加税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我们都知道，从明代以来，就已经广泛实行把租谷和劳务折算成银两的办法。这种趋势意味着，实际的税率很容易被官方所操纵。因为他们只要把折合比例变得有利于收税者而不利于纳税者就行了。通过这种操纵，人们交付的赋税要比原来正常交纳的定额高出好几倍。另外，不少官吏通过操纵价格和换算比例，低价收购谷物，以弥补仓库中的亏损。[7]

在当时的货币经济的条件下，这种非常规的敲诈勒索行为日益盛行，原因之一就是农民非常支持它。那么为什么说农民支持它呢？主要是因为农民以种地为生，而当时谷物的价格长期上涨。当时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出超地位，白银大量流入内地，造成谷物等农产品的价格长期上涨。这就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农民获得的收入足能够支付得起日益增加的税收。所以，官吏们操纵着税收比率和低价收购谷物弥补库亏的现象日益流行，长达几十年。然而，价格上涨的这种现象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的。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时的农产品价格又开始下降了——当然这种价格的下跌也跟白银的输入有关。在那种历史时期，中外贸易已经开始有鸦片的输入，白银大量流出国外。这种收支不平衡迅速地破坏了税收和商业。银和铜的比价中，银的价值迅速上升。这使几乎所有社会集团都身受其害，惟独一些投机、兑换商人和高利贷者除外，因为农民用铜钱或谷物交纳赋税，但官吏上缴时用的是银两。所以，实际的税率取决于需要多少铜钱或谷物折算成定额的银两数目。由于白银越来越稀少，因而它与其他货物相比就贵了起来，结果使实际的税率上涨，从而使小土地所有者陷于绝境。在这种另人绝望的情况下，农民简直没有办法能够交足银两定额及其附加税。由于人民缺乏通货和实际税率上升的反应，于是在19世纪40年代爆发了大规模的抗税运动。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抗税的形式多种多样，从打官司、集体请愿到暴力行为，无所不有。骚动有时导致公开造反，甚至占据城市。但这些抗税运动都没有用反清作为其运动的口号，在当时货币混乱的情况下，这种抗税运动的目标是模糊的，因其领导人是一些地方的生员、监生等地方小名流。他们的倾向性取决于现存的国家制度。所以，他们的政治观点是矛盾的。因此，这些运动没有产生过持久的抗议传统。但是，他们进一步分裂地方社会，加深了人民对清代官僚政治的憎恨，增加清王朝衰败的因素。

漕运的危机

漕运是清政府京师粮食供应的重要来源之一，它有着专门的制度和主管部门。它的最高长官称为“漕运总督”，漕运总督之下设省一级的漕官，担负漕米之省各设一人。这些漕官直接向漕运总督负责，漕官则监管征集漕米的工作，其人员大部分为非官制人员，他们中的多数由居住在运河边的世袭船户“旗丁”所组成。漕运这个庞大的体系是这样运行的：各省的漕官负责在各省内征集粮米，在漕运总督的监控下，由这些“旗丁”沿着京杭大运河运回京师，以供应京师粮食之需。

漕运这一体系关系着京师乃至中国北部人口粮食的充裕与亏空。如果漕运不及时，京师就会出现粮食危机，时间拖延一长，就会出现大规模的粮食暴动。所以，漕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漕运这一关系着国家命脉的体系在晚清时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在嘉庆时代，这个庞大的漕米机构内部，各级组织人员人浮于事。尤其是“旗丁”阶层，原来是世袭船户，一种非正式的官员，他们依靠这种职业，领取固定的收入。由于他们人数的增加，“旗丁”阶层中的许多人不能领取他们的合法的、赖以生存的世袭田地[8]。此外，漕运制度越来越依赖被称为“水手”的那种被雇佣的游民劳动阶层。这些人取代了曾经作为漕运制度支柱的“旗丁”，他们需要在自己的工钱之外索取租米中的自己的一份小费。在嘉庆时代，“水手”人数增加了两倍多，同时，官场中又有许多靠庇护制候补官员聚集于这一体系领取薪饷。所以，这一切引起了粮价费用的增加，加剧了粮民的负担。它的一个结果是漕米逐渐的商品化，因为，地方官吏被迫从一些私商手中以高价购买稻米，来弥补他们的定额。而各级官吏层层贪污，从而使一次漕运的费用大大增加[9]。

在1803年之后，漕运制度已露出千疮百口的苗头，于是有人提出使用海运来代替漕运。出现这一提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运河体系的自然困难条件，这种自然困难来自严重的土壤侵蚀和华北平原定期泛滥所引起的泥砂。到十八世纪末，黄河河床提高到了危险的高度，威胁着岸堤，结果使黄河在1853年发生了改道。黄河多年的淤泥改变了运河的蓄水状况。致使黄河渡口的积砂和整个运河的河床本身无法调节水位。时间一长，势必诱发洪水灾害。这不仅影响了漕运，而且也威胁了京师的粮食供应。虽然，政府每年都大量拨款治理河道，但是，只有一小部分是做了正经用途，其余全部落入私人腰包。

这样的关系这国家命运的漕运体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清政府真正衰败了。

综上所述，清王朝由盛而衰是历史的必然，其衰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当清王朝衰败之际，西方的欧美工业国家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商品经济的足迹已经进入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中国已经有缓慢的发展，而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受不起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乾嘉时期，清政府正当人口最多的时期，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日益暴露。人口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后果势必会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学术界和官场中，日益腐败，贪污成风，在庇护制的保护下的晋升之路已被阻塞，使真正有才识的人不能真正地报效国家。这样，摈弃了大量对国家发展有用的人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使人们丧失了报效国家的信心。而清统治者虽然也为缓解社会危机作出了一些改革，如嘉庆改革，但其成效微乎其微。改革成绩甚微更加助长了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的气焰。鸦片的输入、白银的外流、漕运的危机、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的混乱，各地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这都是对清王朝的发展不利的。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遏制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发展，使中国更加封闭，以致于夜郎自大的清王朝看不到西方国家先进的东西，酿成以后战争中不断地挨打的局面。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使清王朝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由原来的盛世的景象迅速地转到衰败的局面。

1、认为自己物产丰富，不用与外国进行交流也能生活得很好。

2、中国的政策一直是重农抑商。

3、怕沿海人民被外国人争取过去，动摇中国统治者的统治地位。

4、怕人口外流。

5、怕大家都做生意，不生产。

（4、5条属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明朝闭关锁国的原因简单来说

1：祖宗规定。明朝初年，朱元璋就立下了“不许寸板下海”的祖训

2:后期的党派之争斗，因为海运归太监管理，为了不使太监财权过大。反对派坚决要求禁海

3：怕人口与资产外流

4：怕人民不去生产粮食只知道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