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民国文人风骨的诗句

1. 关于文人风骨的诗句

关于文人风骨的诗句 1.描写建安风骨的诗句

建安诗歌的时代风格：三国两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它之前的两汉时期，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辞赋，诗歌大多是乐府民歌，文人创作不多。进入三国以后，文人创作的重点转向了诗歌，诗歌在文坛上的地位逐渐与辞赋并重，蓬勃发展。

三国两晋时期的诗歌，曾出现了几次创作高潮。依次是三国前期的建安，三国后期的正始，西晋的太康及西晋和东晋之交；其中尤以建安为最盛，成就也最大。

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们，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他们诗的内容，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反映，产生了一些“诗史”式的作品。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都有一些描写汉末战乱造成的社会大破坏、同情人民所受深重灾难的优秀诗篇，如《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诗》、《送应氏》、《悲愤诗》等。

这些诗作，“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范晔《后汉书·董祀妻传》），写得很有深度。建安诗歌既吸取了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的传统，又发展了“古诗”在抒情方面的优点，使诗歌的功能更趋全面。

建安诗歌还在汉诗质实朴素的基础上加之以采润，形成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的风貌，使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了和谐的结合。建安诗歌还形成了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程度不等地贯穿于建安诗人的创作中。

究其成因，同汉末以来的社会动乱有着直接关联。建安诗歌体裁多样化。

曹操的四言诗如《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是《诗经》以来少见的佳作。五言诗在建安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技巧上比东汉有了长足的进步。

是当时诗人们采用得最多的体裁，其中尤以曹植作品最为纯熟。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或叙事状物，或抒情述志，极为得心应手。

其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杂诗》 6首、《送应氏》等。文人七言诗也兴起于建安时期。

曹丕的《燕歌行》，通体七言，是诗歌史上较早的比较完整而成熟的七言作品。在它出现之后，整个三国两晋长达 200年的时间里，继作者几乎寥寥，只有缪袭、韦昭、傅玄等曾写过少数几篇以七言为主的诗。

其原因是由于当时一般文人对七言这种来自民间的诗体存有相当成见，认为它“体小而俗”（傅玄《拟四愁诗序》）的缘故。建安又是文人乐府诗的发达时期，“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沈德潜《古诗源》）。

曹操今存20余首诗全部是乐府体，“建安七子”和曹丕、曹植兄弟也有大量乐府诗。文人写作乐府诗，从此成为传统，沿袭不衰。

正始诗歌的主要作者是阮籍、嵇康。当时正是司马氏父子擅权的年代，政治情势十分险恶。

阮、嵇对司马氏都持批评态度，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对黑暗现实都有所揭露，他们继承了建安诗歌重现实的传统。不过由于客观政治处境的限制，他们往往使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

尤其是阮籍，他的《咏怀诗》“志在刺讥”（李善注引颜延之《庭诰》语），却写得相当隐晦，以至“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卷上）。这与他比较软弱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

随着玄学的兴起，正始诗歌中开始出现玄理，当时虽不居主流，但成为后世玄言诗的滥觞。在体裁上，正始诗歌以五言为主。

阮籍的《咏怀诗》今存五言82首，四言13首。它们在抒述情志的深度上，在描写复杂曲折的内心活动上，以及在运用比兴手法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部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

嵇康在四言诗方面造诣也颇高。 太康诗人主要有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一说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还有傅玄等。

他们生活在全国得到短暂统一、门阀势力臻于极盛的时期，不少人以攀附权贵为手段去获取政治上的地位，因此有些人的诗歌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内容浮浅者居多。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大多追求辞藻的华美，开了中国诗歌史上雕琢堆砌的风气，尤以陆机、潘岳为最。

太康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是左思和张协。左思的《咏史诗》8首，借古人古事寄托自己的怀抱，对堵塞贤路的士族门阀社会表示愤慨，在当时诗坛上，表现了独具的“风力”。

张协的《杂诗》也抒发了自己的“高尚”“心曲”，批评“流俗”的“昏迷”。在诗风上，左思骨力苍劲，张协辞采华净，都与时尚有所不同。

西晋东晋之交的诗人，以刘琨、郭璞为代表。他们都生活于乱世，并直接卷入社会矛盾大旋涡中，因此诗篇的现实色彩颇为浓厚。

刘琨抒写自己在孤身救国逆境中的感受，“善为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钟嵘《诗品》）；郭璞以游仙方式含蓄地表现自己感时惧祸，向往“高蹈”、“遗世”的心情。这些都是上承建安、正始之余绪，而与太康诗风有所不同的。

但刘琨、郭璞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志趣毕竟具有独特性，他们的清刚俊逸之气，未能扭转诗坛流俗。永嘉之后，东晋时期盛行玄言诗，这是当时士族耽溺享乐、以玄学作自我迷醉的风气的反映。

玄言诗作者有孙绰、许询等。他们以诗歌阐述玄理，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成就不高。

东晋末陶渊明的出现。

2.【中国文人的风骨作文】

翻开记录着帝王将相家谱的24史，纵使满本都写着吃人二字，但细细品味，仍掩藏不住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中国有骨气的文人的背影，之所以说是背影，是因为他们已经离我们这个浮躁的功利的社会渐行渐远，正如某位作家所言他们在彼岸，我们在此岸。

但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人文内涵，深厚的文化底蕴。大师级的文人在他生活的时代都是孤独的，因为他们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当时人类的局限，他们是未来世界的来者，他们的灵魂撞击着时间的不公，他们的笔犹如利剑一般刺痛着某些人的丑陋的内心，所以凡夫俗子只能望其项背，还会自作聪明的骂他们为书呆子，嘲笑他们的不顾现实，但现实又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人追名逐利的借口，披在狼身上的羊皮；在他们看来，现实却是百姓之疾苦，国家的贫弱。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正是他们在世人的不解与嘲笑中用自己独立的笔和人格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拒绝着荣华，笑对着死亡，名留青史；又看一看那些粉饰太平，鼓吹盛世的御用文人，他们死前可能声名显赫，荣华富贵，但死后却不过随着风沙的吹拂，战火的洗礼而消逝在滚滚的江水中。从屈原到韩非，从司马迁到班固，从嵇康到陶潜，从李杜到八大家，从辛弃疾到方孝孺，从王夫之到龚自珍，从鲁迅到柏杨，他们缔造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土壤，赋予了一代代中华文人不屈的品格，以天下为天下的普世价值观，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日渐衰微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优秀的文人站出来，踏着先人铁肩，谱写新篇章，撑起我们民族不屈的文化脊梁，为这个病态的社会开一剂文化药方。

轻移蜀桐，款抚吴丝，合上书，让历史的利剑划破黎明的黑暗，仿佛整个世界，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