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什么意思

粮仓充实了，人民才懂的做人的礼节；衣食丰足了，人们才知道荣誉和耻辱。

两千六百多年前，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大政治家管仲说过这样一段话：“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在管仲的治理下，当时的齐国经济得到了傲视其它各路诸候的飞快发展，为齐桓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以食为天”也成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特别是在饥荒的年代，这句名言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在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饥饿与穷困逐渐离我们远去，“民以食为天”的现实意义也随之减弱。

汉朝司马迁在写《史记—货殖列传》时引用了管仲的另一段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如今的形势之下，管仲这段有关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再次受到关注。有人面对社会上出现的许多怪现象与不良风气发出了“仓廪实未必知礼节，衣食足未必知荣辱”的感叹。

在《管子—牧民》的原文里，这句话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史记》在引用的过程中改动了一个字：“则”改成了“而”。古人惜墨如金，用词审慎，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改动，这里面大有文章。

在管仲所处的时代，周王室建立起的政治秩序仍然存在，但正在走向衰微，而诸候蠢蠢欲动。当时仍然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社会公约仍然能够对各诸候国的民众形成有效的约束。当时全民的伦理观、道德观尚未受到有效的挑战，对各诸候国而言，“天下”的大环境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管仲用了“则”字阐述了“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管仲敏锐的政治触觉使得齐国占得了称霸诸候的先机。

而在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武帝时代，环境则大相径庭。经历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汉武帝元朔五年有个特别的诏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

在西汉早期，有“一朝两制”的政体结构：即周朝“封国土，建诸候”的传统封建体制与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并存于汉。而到汉景帝时期，社会高层逐渐认可了中央集权制，着手改革并引发了诸如“七王之乱”的社会动荡。汉武帝时期尽管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但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还没建立起来，社会矛盾仍然是突出的。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自己也觉得当时仍然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我们不难体会汉武帝时期社会发展遇到的困惑：经济发展的势头乐观可喜，但整个社会看起来却总是很不和谐，横竖不对劲。

从这个诏书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已经意识到“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仓廪实、衣食足”是“知礼节、知荣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份条件。也就是说“仓廪实、衣食足”只是个前提。

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改动了管仲的原话，用“而”字阐述了“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从上至下，最高统治者与史官之间的默契反映了当时的高层形成的一种难得的共识，打造了一个至今仍然被人称道辉煌的时代。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一论点是管仲提出的。

这句话运用的是“互文”手法，意仓禀衣食实足则要知礼节，知荣辱。可按字面意思理解为粮仓充实，百姓才懂得礼节制度；衣食丰足，百姓才知道荣誉耻辱。

管仲有“四维”论：即“礼、义、廉、耻是国家得以维系的精神支柱”，而

“四维不张，国乃死亡”。

唯物辩证论讲：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物质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对精神文明建设起决定作用.(其实我特讨厌"马列腔",可是又没办法)

马斯洛也有需求理论。

这句话通俗理解就是商品和文化的问题，物质上富足了，精神上也要相应发展。我不反对物质决定意识说，但是现实生活中精神建设和物质建设总是步调不一，似乎精神“体力不支”，若要跟上物质的步伐难免有点儿“力不从心”。

精神是文化的体现，物质也是文化的体现，社会更是文化的体现。管子这一论断体现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应该肯定，但是事物都是双方面的，不能否认物质发展的同时，对人文精神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现今即便高度文明的国度也不可避免黄赌毒。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好的东西进来了，经济发展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也会有一些“苍蝇”之类的东西。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汉字词语，

释义：

百姓的粮仓充足，丰衣足食，

才能顾及到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

字面上意思百科里有“百姓的粮仓充足，丰衣足食，才能顾及到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 是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