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诸葛亮）的译文!~ 和 赏析 !~

臣诸葛亮上言：先帝创立帝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已分成魏、蜀、吴三国，我们蜀国人力疲惫，物力又很缺乏，这确实是国家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然而，侍卫大臣们在宫廷内毫不懈怠，忠诚有志的将士在疆场上舍身作战，这都是因为追念先帝在世时对他们的特殊待遇，想报效给陛下啊。陛下确实应该广泛地听取群臣的意见，发扬光大先帝留下的美德，弘扬志士们的气概；不应该随随便便地看轻自己，言谈中称引譬喻不合大义（说话不恰当），以致堵塞忠臣进谏劝告的道路。

皇宫的侍臣和丞相府的宫吏都是一个整体，对他们的提升、处分、表扬、批评，不应该因人而有什么差别。如果有营私舞弊、违犯法律和尽忠行害的人，陛下应交给主管的官吏，由他们评定应得的处罚或奖赏，用来表明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方针。不应偏袒徇私，使得宫内和宫外有不同的法则。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人，他们都是忠良诚实的人，他们的志向和心思忠诚无二，因此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陛下都应征询他们，然后再去实施，这样一定能补求欠缺疏漏的地方，获得更好的效果。

将军向宠，性格和善，品德公正，精通军事，从前经过试用，先帝称赞他有才能，因此大家商议推举他做中部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务，都应与他商量，这样一定能使军队团结协作，将士才干高的差的、队伍强的，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安排。

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隆昌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所以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与我谈论这些事，没有一次不对桓、灵二帝感到叹息、惋惜痛心的。侍中郭攸之、费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都是忠贞贤良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隆就指日可待了。

我本来是一介平民，在南阳亲自种田，只求能在乱世中暂且保全性命，不奢求在诸侯面前有什么名气。先帝不因我身世卑微、见识短浅，反而降低自己的身份，三次到草庐里来访问我，向我征询对当今天下大事的意见，我因此十分感激，于是答应先帝愿为他奔走效劳。后来遇到失败，我在战败的时候接到委任，在危难的时候奉命出使东吴，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刘备）知道我谨慎，因此在临终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诸葛亮）。自从接受任命以来，我日夜忧虑叹息，担心不能将先帝的托付的事情办好，有损先帝的圣明。所以我在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荒凉的地方。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器已经准备充足，应当鼓舞并率领三军，向北方平定中原。希望全部贡献出自己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曹魏，复兴汉室，回到原来的都城洛阳。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忠于陛下的职责的本分。至于对政事的斟酌兴废，进献忠诚的建议，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

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复兴汉室的任务交给我，如果没有完成，就请治我重罪，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劝勉陛下宣扬圣德的忠言，就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来揭露他们的过失；陛下自己也应该认真考虑国家大事，征询治理国国的好办法，听取正确的意见，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训。如果能够这样，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

现在我就要辞别陛下远行了，面对奏表热泪纵横，不知说了些什么。

出师表

赏析

《出师表》是出兵打仗前，主帅给君主上的奏章。这种表，或表明报国之心，或呈献攻城掠地之策。历来以战名世者甚众，以表传后者颇少。惟独诸葛亮的《出师表》不仅存之典册，而且粲然于文苑。

诸葛亮上《出师表》是在蜀汉后主建兴五年（227），率兵北伐之时。这时蜀偏居一隅，国力疲敝，又“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诸葛亮为了实现刘备振兴汉室、一统天下的遗愿，“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了南方，有了较巩固的后方，并抓住了曹魏兵败祁山、孙吴兵挫石亭的时机，挥师北伐，拟夺取魏的凉州（今甘肃部分地区），向后主刘禅上了两道表文，“前表开守昏庸，后表审量形势”，即出名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这里谈的是《前出师表》。

诸葛亮自刘备于公元207年“三顾茅庐”后，即忠心耿耿地辅佐刘备，以完成统一大业。经过长期奋战，使寄寓荆州的刘备，一跃而为与魏、吴对峙的蜀汉之主，雄踞一方，到公元221年刘备即帝位。公元222年吴蜀彝陵之战后，刘备败逃白帝城，次年病死。刘备“白帝托孤”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业。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对诸葛亮无比信赖。诸葛亮回答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吩咐刘禅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继位，即后主。刘禅黯弱昏庸，亲信宦者，远避贤能，胸无大志，苟且偷安，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诸葛亮主张出兵击魏，侃侃陈词，力排众疑，申明大义以拯其愚，吐露忠爱以药其顽，既有政治家的眼光，又有军事家的头脑，且严守人臣下属的身份。

《出师表》前半部分是临行时的进谏，后半部分乃表明此行夺胜的决心。刘禅虽为蜀主，而蜀之安危成败，实系于诸葛亮之身，因而率众出征时，当促使后主保持清醒的头脑，具备正确的观点，采取得力的措施，才能保证前方顺利进军；同时表明自己忠贞死节之心，既是自勉自励，也是预防小人惑主。

诸葛亮向后主提出三项建议：广开言路，执法公平，亲贤远佞。这三项建议，既是安定后方的措施，也是施政的正理。为了治愚医顽，作者在行文上颇费深思。

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嵘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惊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那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由主而次，肌理缜密。以情动人，更要以理服人。说理应主次分明，先后有序。表文主要是向后主进言的，因而首揭“开张圣听”，以打开进言之路。在打通了忠谏之路的前提下，再言执法公平、亲贤远佞两项。谈执讼公平，又先总提“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继而就宫中、府中两方面分述之。分述时，又切紧“开张圣听”的精神，宫中之事，向郭攸之、费、董允这些志虑忠纯之士请教，而且要“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则“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对于府中之事，向“性行淑均，晓畅军事”的向宠请教，“营中之事，悉以咨之”，也“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最后提出“亲贤臣，远小人”的问题。三项建议，既可独立成项，又相互关联。广开言路，是开的忠谏之路，而非为谗邪开方便之门。亲贤臣远小人，才能广纳郭攸之、向宠等人的良言，才能“昭平民之理”，不让奸邪得势，造成内外异法，赏罚不明。君主昏庸，主要就在于贪于私欲，蔽于视听，昧于事理，因而忠奸不分，贤愚不辨，是非不清，赏罚不当。诸葛亮针对后主宠信宦官黄皓，无视创业勋臣的毛病，对症施药，又说得委婉深曲，入情合理。所列三项，广开言路是前提，执法公平是关键，亲贤远佞是核心。严密的说理，再愚的人也会得到启发。

由近及远，思路开阔。表文为了说明亲贤远佞的利弊，以先汉的“兴隆”和“倾颓”的历史事实，作为前车之鉴，并以先帝叹息痛恨桓帝、灵帝昏庸误国为告诫，促使后主亲信贤臣，并以“汉室兴隆，可计日而待”为鼓励，由近及远，借古鉴今，成败并举，显得衢路交通，经纬成文。

诸葛亮因为后主是个“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的昏庸之徒，理要说得明，语又不可用得重，既要循循善诱地开导，又要不失臣下尊上的分寸。因而以“形势”使对方震动，明示已临“危急存亡之秋”，如不励精图治，势必国破身亡；以“情感”打动对方，连呼先帝，声声热泪，其业系先帝首创之业，其臣为先帝简拔之臣，其将为先帝称能之将，怎不光先帝之遗德，竟先帝之遗业；以“措施”教之，告知治国理政的具体办法，切实可行，行必有效；以“事业”励之，告诫后主要完成“先帝创业未半”的业，使天下归一，汉室兴隆，促使他有远大的抱负，完成千秋大业。表文从各个方面规箴后主，情真理足，词婉心切，因而虽属奏章表文，却感人至深。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己“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

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份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像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衷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归纳前意，总绾全篇。表文结束之前，将出师与谏言两层意思拢合一起。一方面提出“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另一方面还提出“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诸葛亮主动领受任务，并表示如失职，甘愿受罚，以显示“平明之理”。最后还不放心，谆谆告诫，要后主“深追先帝遗诏”。先帝临终时训示后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最后又回复到“开张圣听”的问题上来，可见修明内政与北伐胜败的关系。这也就将前面两部分内容，沟通了内在联系。

表文以“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作结，其声呜咽似泣，其情沛然如注，勤勤恳恳之态如现，耿耿忠心尽袒。

“出师未捷身先死”，可惜诸葛亮此行未能如愿却先逝世，后人对此颇多惋叹。杜甫曾写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宋代文天祥身陷囹圄，还高唱“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正气歌》）陆游更是多次提到《出师表》：“《出师》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灯更细看。”（《病起书怀》）“《出师》一表千载无”（《游诸葛武侯台》），“一表何人继出师”（《七十二岁吟》），“凛然《出师表》，一字不可删。”（《感状》），“《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总之，这道《出师表》，因其深情厚意寄翰墨，忠肝义胆照简编，一直为人所乐道。

《出师表》能写到如此地步，决不是偶然的。文章皆有所为而发。时当北伐在即，作为主帅的诸葛亮要向君主上一道表文，他不是作为例行公事，而是从北伐的全局上考虑，只有后主修明政治，才能保证北征顺利，因而先进安后之言，再表夺胜决心。表文又极为注意收表对象的特点，因而决不是一般的上条陈，列述方策，而是熔议论、叙事、抒情于一炉，启愚矫顽。诸葛亮是后主的丞相，又是受“托孤”的对象。他给后主上表文，既不宜用训斥的口吻，又不便用卑下的声气，写得不卑不亢，方为得体。尤其文中连称先帝，最为合宜。全文称先帝凡十三次，显得情词十分恳切。诸葛亮自叙“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确实“诸葛一生惟谨慎”，细玩本文，从虑事到措词，无不体现了“谨慎”精神，这也是此表被之为“至文”的重要原因。

译文

先帝创建大业尚未完成一半却中途去世，现在天下分成三国，益州地区困苦穷乏，这实在是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刻。然而在朝中侍卫大臣毫不懈怠，在外面忠诚将士舍身忘死，这是因为他们追怀先帝对他们有特殊的恩遇，想将此报答给陛下啊。陛下确实应当扩大听闻，广开言路，使先帝留下的美德得以光大，使忠臣志士的精神得以振奋，不应该随便看轻自己，自暴自弃，任意称引譬喻，言而失义，因之堵塞忠诚劝谏的道路。

宫廷中的官员和丞相府的官员，都是一个整体，奖善罚恶，不应该不一样。如果有邪恶不正、触犯法令的人和尽忠行善的人，应当交付主管官评判他们应得的惩罚和奖赏，来表明陛下公正明察的治理，不应当出于私情偏袒一方，使得内迁外府法度不一。

侍中侍郎攸之、费祎、董允等人，这都是贤能老实、志向心思忠诚纯正的人，因此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廷里的事，不论大小，都同他们商量，然后再去办，这样一定能增加益处，弥补不足，收到更好的效果。

将军向宠，品性良善，办事公正，精通军事，当年试用他的时候，先帝称赞他有才能，因此群臣举荐他作中部督。我认为军中的事，都同他商量，这样一定能使军中将士和睦相待，才能高的和才能低的都安排得当。

君王接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得以昌盛的原因；君王接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落到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和我谈论到这事，没有不感到非常可叹，对桓、灵二帝深为遗憾。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人都是忠贞贤能，能以死殉节的忠臣，希望陛下接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朝的兴盛就可以计日而待了。

我本来是个平民百姓，亲自在南阳耕田种地，只想在动荡不安的乱世中姑且保全性命，不希求在诸侯那里显声扬名，先帝不因为我身份低微，学识鄙陋，而降尊屈驾，亲自三次到草庐来拜访我，向我征询对当代大事的看法，故此我甚为感动，于是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遭逢战败，在战事失利之际我接受了任命，在艰危困境之中我领受了使命，从那时以来已经二十一年了。

先帝知道我做事谨慎小心，所以临终之时把国家政务托付给我。领命以来，我日夜忧虑叹息，惟恐完不成先帝的托付，因而损害先帝的明见，所以在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荒凉不毛之地。现在南方已经平定，武器军备已经充足，应当勉励并率领大军进兵北方，平定中原，我希望能竭尽自己驽钝之才，铲除邪恶势力，复兴汉朝天下，返回到故都去。这就是我用来报答先帝，效忠陛下所应尽的本分。至于考虑兴利除弊，进献忠言，那就是修之、祎、允等人的责任了。

希望陛下把完成讨伐奸贼，复兴汉朝王业的任务交给我，如果我做不出成效，那就惩处我的罪过，来上告先帝的英灵。如果没有发扬盛德的言辞，那就责罚攸之、祎等人的轻忽职守，来显明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当自己谋划，征询治国的好办法，明察并采纳正确的话，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诏训示。这样，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

现在该远行了，面对奏表我眼泪落下，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先帝创立帝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已分成魏、蜀、吴三国，我们蜀国人力疲惫，物力又很缺乏，这确实是国家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然而，侍卫大臣们在宫廷内毫不懈怠，忠诚有志的将士在疆场上舍身作战，这都是因为追念先帝在世时对他们的特殊待遇，想报效给陛下啊。陛下确实应该广泛地听取群臣的意见，发扬光大先帝留下的美德，弘扬志士们的气概；不应该随随便便地看轻自己，言谈中称引譬喻不合大义（说话不恰当），以致堵塞忠臣进谏劝告的道路。

皇宫的侍臣和丞相府的宫吏都是一个整体，对他们的提升、处分、表扬、批评，不应该因人而有什么差别。如果有营私舞弊、违犯法律和尽忠行害的人，陛下应交给主管的官吏，由他们评定应得的处罚或奖赏，用来表明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方针。不应偏袒徇私，使得宫内和宫外有不同的法则。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人，他们都是忠良诚实的人，他们的志向和心思忠诚无二，因此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陛下都应征询他们，然后再去实施，这样一定能补求欠缺疏漏的地方，获得更好的效果。

将军向宠，性格和善，品德公正，精通军事，从前经过试用，先帝称赞他有才能，因此大家商议推举他做中部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务，都应与他商量，这样一定能使军队团结协作，将士才干高的差的、队伍强的，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安排。

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隆昌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所以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与我谈论这些事，没有一次不对桓、灵二帝感到叹息、惋惜痛心的。侍中郭攸之、费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都是忠贞贤良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隆就指日可待了。

我本来是一介平民，在南阳亲自种田，只求能在乱世中暂且保全性命，不奢求在诸侯面前有什么名气。先帝不因我身世卑微、见识短浅，反而降低自己的身份，三次到草庐里来访问我，向我征询对当今天下大事的意见，我因此十分感激，于是答应先帝愿为他奔走效劳。后来遇到失败，我在战败的时候接到委任，在危难的时候奉命出使东吴，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刘备）知道我谨慎，因此在临终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诸葛亮）。自从接受任命以来，我日夜忧虑叹息，担心不能将先帝的托付的事情办好，有损先帝的圣明。所以我在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荒凉的地方。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器已经准备充足，应当鼓舞并率领三军，向北方平定中原。希望全部贡献出自己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曹魏，复兴汉室，回到原来的都城洛阳。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忠于陛下的职责的本分。至于对政事的斟酌兴废，进献忠诚的建议，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

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复兴汉室的任务交给我，如果没有完成，就请治我重罪，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劝勉陛下宣扬圣德的忠言，就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来揭露他们的过失；陛下自己也应该认真考虑国家大事，征询治理国国的好办法，听取正确的意见，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训。如果能够这样，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

现在我就要辞别陛下远行了，面对奏表热泪纵横，不知说了些什么。

公元227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上伐魏之前，向后主刘禅进表陈情， 这就是为陆游盛誉为“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的《前出师表》（以下为和教材标题一致，一律称《出师表》）。这篇表文，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被视为表中代表作。后世读者感于诸葛亮的真情切意之余，对其主旨，形成了这样的定论：表文以恳切的言辞劝说后主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修明政治，完成先帝未竟的事业；也表达了诸葛亮报答先主知遇之恩的真挚感情和“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决心。

《出师表》一文感情深挚，言辞恳切，具有丰富的涵蕴和主题，下面，笔者就这篇表文的“潜主题”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开掘与同仁们共榷，同时为作品或文本的“潜主题”的分析提供一个具体的个例：

1、追求道德的完善：进表陈情无自取之意。

刘备临崩前托孤诸葛亮，说：“君才十倍于曹丕，必然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刘备的这一番话， 对追求道德完善的诸葛亮来说,是内心深处永远的隐痛。当时,他手握军政大权，又要在“益州疲弊”之时率师北伐，昏庸之后主未必以此为然，臣僚们也定会有所非议。在这种情况下，追求道德完善而又以相位行君事的诸葛亮的确有必要表明一下自己无意自取的立场。

我国自古就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训戒，道德价值总是至高无上的。这种价值往往带有鲜明的封建社会以等级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的特征。正如湖大的王齐洲教授指出：“每个人只有在宗法等级制度的金字塔形的阶梯上占据恰如其份的一个位置，才能得到社会的肯定；他的事功也只有在适合他的身份和位置的前提下才能受到社会的赞扬。”正是因为诸葛亮对道德完满的追求为刘备所烛察。也正如金圣叹评点《出师表》时指出：“岂‘知臣莫如君"，而自取之语，乃遂敢真蹈也？”刘备完全相信诸葛亮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破坏等级制度，从而背离自己的价值目标，不过是以示他和诸葛亮肝胆相照，对诸葛亮推心置腹而已，目的是使诸葛亮为他刘氏父子肝脑涂地鞠躬尽瘁。

诸葛亮追求道德的完善，必然不会“自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诸葛亮第四次伐魏的情况中得到验证：当时，诸葛亮夺了祈山形势，迫使魏兵屯渭滨，曹真病死军中，而司马懿斗阵失败，魏方正军心动摇，正是取长安图中原的千载良机。而司马懿散布流言，诱骗后主诏还诸葛亮。诸葛亮明知是佞臣蛊惑，且深知“日后再难得此机会”，还是为免遭“欺主”之嫌授人以柄而违心地班师回朝，失却了一次天赐良机。从这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昏庸的后主之诏尚不敢违，更不用谈其“自取”之心了。

《出师表》全文共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并在表文中请命：“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事实上，诸葛亮不过是在反复申述其在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度中的位置，目的是坚定刘禅对自己不会“自取”的信心，让他放手伐魏助其“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然而“此地乐，不思蜀”的后主何曾有这等的理想和报负，诸葛亮在固守着道德价值的前提下的主观努力必然化做充满遗憾的梦幻，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感叹和唏嘘。

2、临表涕零：理想幻灭的现实慨叹

诸葛亮一直以道德的完善为价值目标，但他不是没有另外的价值追求。虽然他曾向诸葛均表示过：“功成之时，即当归隐。”这句话在表明了他的“澹泊”和“宁静”的同时也表明了他在事功方面的目标和追求。他在“定三分隆中决策”时，就把“大业可成，汉室可兴”作为奋斗目标，并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的战略构想。在北伐曹魏前的这篇《出师表》里，更明确地把“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作为自己毕生经营的伟大事业。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他在事功方面是一直有着明确的事业理想和价值追求的。 在这篇表文里,诸葛亮自云：“临表涕零。”伐魏就伐魏,为何要“临表涕零”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国事正危急存亡之际，而后主却处醉生梦死之时。刘备临终的“不才”之目已然验证，以他“既生瑜，何生亮！”（周瑜语）、“此天下奇才也！”（司马懿语）的才能却不能实现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因此，理想失落的现实慨叹令其一眶热泪就自然不过了。其实，他的一眶热泪正是为对后主积淀了太多的热望与理想而洒落。但是，他要追求自己的道德完善，又不能不对先生临终的垂托尽力而为，同时，他也希望“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美好前景能够多少打动刘禅。所以，“于是而身提重师，万万不可不去；心牵钝物，又万万不能少宽。因而切切开导,勤勤叮咛。一回如严父,一回如慈妪。”因此，他“目睹后主听用嬖昵小人，或难于进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师叮咛痛切言之。”但是，他对自己劝勉后主效法先帝、发扬“遗德”以振兴蜀汉是否有效深感怀疑,甚直是绝望,因而“临表涕零”百感交织。金圣叹的评点之中，连用五个“自叙最悲苦”来分析诸葛亮当时的心境。的确是十分恰切与精辟的评点。可以说，历史为诸葛亮提供了出色的活动舞台，但他事昏庸之君，其结果只能是宏伟的理想化为现实的泡影，他的一生也被涂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在他“临表涕零”慨叹理想幻灭的现实之时，也令我们后世读者“临表涕零”感慨万千。

3、防患未然：警示诸臣

在那个群雄逐鹿的时代，良将择主而事，杀主献土的情况极为普遍，更有甚者，一些手握大权，身拥重兵的重臣经常做出“自取”之事。“三国鼎足”的大势也正是在上述情况下形成的。张扬个性，建功立业的思想影响着世人。回顾“三国”的历史，此种例子举不胜举，如董卓废少立献，曹丕废献自立，司马代魏，魏延杀主献土，以及吴懿、张翼、姜维等人背主之事都是那种时代风习的使然。正是因为对这一点的深刻认识，诸葛亮不能不当担心他提师远去之后发生宫延政变。这同样也是《出师表》的主题之一，对此，金圣汉挖掘得异常深入，分析得异常透辟。所谓“此表所忧，不在外贼，而在内蛊也。哀哉！”[12]可谓一语破的。受此影响，吴楚材也在《古文观止》里评说：“时宵小伺侯，必有乘孔明远出而蛊惑其君者。”

《出师表》全文中，十三次提及“先帝”，无非是想让诸臣不要忘了刘禅是先帝之嗣，不要忘了先帝之“殊遇”和“简拔”，其用心可谓深远。正如前文指出，在《出师表》里，诸葛亮以极其悲苦的语调陈述身世，不过是想以自身的忠贞感染诸臣，其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使诸臣看在先帝的份上，忠诚于昏庸之君。正是因为其“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的磊落和坦荡才使其“行君事而国人不疑”，也影响着诸臣，使他们表现出了对刘氏父子的无比忠贞，甚直得到了敌手的尊崇，以至曹睿在临终前仿效刘备托孤，要司马懿学诸葛亮“竭尽忠诚，至死方休”的榜样。诸葛亮忠贞的人格力量可见一斑，可惜司马父子并非诸葛亮，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诸葛亮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诸葛亮借出师一表警示诸臣。

上述三点，就是笔者对《出师表》一文“潜主题”的阐释。当然，也可能会有读者从另外的角度对其“潜主题”作出挖掘。一篇作品、一个文本的“潜主题”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是对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的主要阵地之一，这也正是笔者写作此文最重要的目的。

出师表

赏析

《出师表》是出兵打仗前，主帅给君主上的奏章。这种表，或表明报国之心，或呈献攻城掠地之策。历来以战名世者甚众，以表传后者颇少。惟独诸葛亮的《出师表》不仅存之典册，而且粲然于文苑。

诸葛亮上《出师表》是在蜀汉后主建兴五年（227），率兵北伐之时。这时蜀偏居一隅，国力疲敝，又“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诸葛亮为了实现刘备振兴汉室、一统天下的遗愿，“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了南方，有了较巩固的后方，并抓住了曹魏兵败祁山、孙吴兵挫石亭的时机，挥师北伐，拟夺取魏的凉州（今甘肃部分地区），向后主刘禅上了两道表文，“前表开守昏庸，后表审量形势”，即出名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这里谈的是《前出师表》。

诸葛亮自刘备于公元207年“三顾茅庐”后，即忠心耿耿地辅佐刘备，以完成统一大业。经过长期奋战，使寄寓荆州的刘备，一跃而为与魏、吴对峙的蜀汉之主，雄踞一方，到公元221年刘备即帝位。公元222年吴蜀彝陵之战后，刘备败逃白帝城，次年病死。刘备“白帝托孤”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业。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对诸葛亮无比信赖。诸葛亮回答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吩咐刘禅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继位，即后主。刘禅黯弱昏庸，亲信宦者，远避贤能，胸无大志，苟且偷安，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诸葛亮主张出兵击魏，侃侃陈词，力排众疑，申明大义以拯其愚，吐露忠爱以药其顽，既有政治家的眼光，又有军事家的头脑，且严守人臣下属的身份。

《出师表》前半部分是临行时的进谏，后半部分乃表明此行夺胜的决心。刘禅虽为蜀主，而蜀之安危成败，实系于诸葛亮之身，因而率众出征时，当促使后主保持清醒的头脑，具备正确的观点，采取得力的措施，才能保证前方顺利进军；同时表明自己忠贞死节之心，既是自勉自励，也是预防小人惑主。

诸葛亮向后主提出三项建议：广开言路，执法公平，亲贤远佞。这三项建议，既是安定后方的措施，也是施政的正理。为了治愚医顽，作者在行文上颇费深思。

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嵘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惊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那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由主而次，肌理缜密。以情动人，更要以理服人。说理应主次分明，先后有序。表文主要是向后主进言的，因而首揭“开张圣听”，以打开进言之路。在打通了忠谏之路的前提下，再言执法公平、亲贤远佞两项。谈执讼公平，又先总提“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继而就宫中、府中两方面分述之。分述时，又切紧“开张圣听”的精神，宫中之事，向郭攸之、费、董允这些志虑忠纯之士请教，而且要“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则“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对于府中之事，向“性行淑均，晓畅军事”的向宠请教，“营中之事，悉以咨之”，也“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最后提出“亲贤臣，远小人”的问题。三项建议，既可独立成项，又相互关联。广开言路，是开的忠谏之路，而非为谗邪开方便之门。亲贤臣远小人，才能广纳郭攸之、向宠等人的良言，才能“昭平民之理”，不让奸邪得势，造成内外异法，赏罚不明。君主昏庸，主要就在于贪于私欲，蔽于视听，昧于事理，因而忠奸不分，贤愚不辨，是非不清，赏罚不当。诸葛亮针对后主宠信宦官黄皓，无视创业勋臣的毛病，对症施药，又说得委婉深曲，入情合理。所列三项，广开言路是前提，执法公平是关键，亲贤远佞是核心。严密的说理，再愚的人也会得到启发。

由近及远，思路开阔。表文为了说明亲贤远佞的利弊，以先汉的“兴隆”和“倾颓”的历史事实，作为前车之鉴，并以先帝叹息痛恨桓帝、灵帝昏庸误国为告诫，促使后主亲信贤臣，并以“汉室兴隆，可计日而待”为鼓励，由近及远，借古鉴今，成败并举，显得衢路交通，经纬成文。

诸葛亮因为后主是个“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的昏庸之徒，理要说得明，语又不可用得重，既要循循善诱地开导，又要不失臣下尊上的分寸。因而以“形势”使对方震动，明示已临“危急存亡之秋”，如不励精图治，势必国破身亡；以“情感”打动对方，连呼先帝，声声热泪，其业系先帝首创之业，其臣为先帝简拔之臣，其将为先帝称能之将，怎不光先帝之遗德，竟先帝之遗业；以“措施”教之，告知治国理政的具体办法，切实可行，行必有效；以“事业”励之，告诫后主要完成“先帝创业未半”的业，使天下归一，汉室兴隆，促使他有远大的抱负，完成千秋大业。表文从各个方面规箴后主，情真理足，词婉心切，因而虽属奏章表文，却感人至深。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己“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

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份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像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衷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归纳前意，总绾全篇。表文结束之前，将出师与谏言两层意思拢合一起。一方面提出“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另一方面还提出“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诸葛亮主动领受任务，并表示如失职，甘愿受罚，以显示“平明之理”。最后还不放心，谆谆告诫，要后主“深追先帝遗诏”。先帝临终时训示后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最后又回复到“开张圣听”的问题上来，可见修明内政与北伐胜败的关系。这也就将前面两部分内容，沟通了内在联系。

表文以“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作结，其声呜咽似泣，其情沛然如注，勤勤恳恳之态如现，耿耿忠心尽袒。

“出师未捷身先死”，可惜诸葛亮此行未能如愿却先逝世，后人对此颇多惋叹。杜甫曾写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宋代文天祥身陷囹圄，还高唱“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正气歌》）陆游更是多次提到《出师表》：“《出师》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灯更细看。”（《病起书怀》）“《出师》一表千载无”（《游诸葛武侯台》），“一表何人继出师”（《七十二岁吟》），“凛然《出师表》，一字不可删。”（《感状》），“《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总之，这道《出师表》，因其深情厚意寄翰墨，忠肝义胆照简编，一直为人所乐道。

《出师表》能写到如此地步，决不是偶然的。文章皆有所为而发。时当北伐在即，作为主帅的诸葛亮要向君主上一道表文，他不是作为例行公事，而是从北伐的全局上考虑，只有后主修明政治，才能保证北征顺利，因而先进安后之言，再表夺胜决心。表文又极为注意收表对象的特点，因而决不是一般的上条陈，列述方策，而是熔议论、叙事、抒情于一炉，启愚矫顽。诸葛亮是后主的丞相，又是受“托孤”的对象。他给后主上表文，既不宜用训斥的口吻，又不便用卑下的声气，写得不卑不亢，方为得体。尤其文中连称先帝，最为合宜。全文称先帝凡十三次，显得情词十分恳切。诸葛亮自叙“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确实“诸葛一生惟谨慎”，细玩本文，从虑事到措词，无不体现了“谨慎”精神，这也是此表被之为“至文”的重要原因。

出师表 翻译

臣诸葛亮上言：先帝创立帝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已分成魏、蜀、吴三国，我们蜀国人力疲惫，物力又很缺乏，这确实是国家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然而，侍卫大臣们在宫廷内毫不懈怠，忠诚有志的将士在疆场上舍身作战，这都是因为追念先帝在世时对他们的特殊待遇，想报效给陛下啊。陛下确实应该广泛地听取群臣的意见，发扬光大先帝留下的美德，弘扬志士们的气概；不应该随随便便地看轻自己，言谈中称引譬喻不合大义（说话不恰当），以致堵塞忠臣进谏劝告的道路。

皇宫的侍臣和丞相府的宫吏都是一个整体，对他们的提升、处分、表扬、批评，不应该因人而有什么差别。如果有营私舞弊、违犯法律和尽忠行害的人，陛下应交给主管的官吏，由他们评定应得的处罚或奖赏，用来表明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方针。不应偏袒徇私，使得宫内和宫外有不同的法则。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人，他们都是忠良诚实的人，他们的志向和心思忠诚无二，因此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陛下都应征询他们，然后再去实施，这样一定能补求欠缺疏漏的地方，获得更好的效果。将军向宠，性格和善，品德公正，精通军事，从前经过试用，先帝称赞他有才能，因此大家商议推举他做中部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务，都应与他商量，这样一定能使军队团结协作，将士才干高的差的、队伍强的，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安排。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隆昌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所以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与我谈论这些事，没有一次不对桓、灵二帝感到叹息、惋惜痛心的。侍中郭攸之、费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都是忠贞贤良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隆就指日可待了。

我本来是一介平民，在南阳亲自种田，只求能在乱世中暂且保全性命，不奢求在诸侯面前有什么名气。先帝不因我身世卑微、见识短浅，反而降低自己的身份，三次到草庐里来访问我，向我征询对当今天下大事的意见，我因此十分感激，于是答应先帝愿为他奔走效劳。后来遇到失败，我在战败的时候接到委任，在危难的时候奉命出使东吴，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刘备）知道我谨慎，因此在临终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诸葛亮）。自从接受任命以来，我日夜忧虑叹息，担心不能将先帝的托付的事情办好，有损先帝的圣明。所以我在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荒凉的地方。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器已经准备充足，应当鼓舞并率领三军，向北方平定中原。希望全部贡献出自己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曹魏，复兴汉室，回到原来的都城洛阳。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忠于陛下的职责的本分。至于对政事的斟酌兴废，进献忠诚的建议，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

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复兴汉室的任务交给我，如果没有完成，就请治我重罪，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劝勉陛下宣扬圣德的忠言，就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来揭露他们的过失；陛下自己也应该认真考虑国家大事，征询治理国国的好办法，听取正确的意见，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训。如果能够这样，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现在我就要辞别陛下远行了，面对奏表热泪纵横，不知说了些什么。

出师表——译文：

先帝创建大业尚未完成一半却中途去世，现在天下分成三国，益州地区困苦穷乏，这实在是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刻。然而在朝中侍卫大臣毫不懈怠，在外面忠诚将士舍身忘死，这是因为他们追怀先帝对他们有特殊的恩遇，想将此报答给陛下啊。陛下确实应当扩大听闻，广开言路，使先帝留下的美德得以光大，使忠臣志士的精神得以振奋，不应该随便看轻自己，自暴自弃，任意称引譬喻，言而失义，因之堵塞忠诚劝谏的道路。

宫廷中的官员和丞相府的官员，都是一个整体，奖善罚恶，不应该不一样。如果有邪恶不正、触犯法令的人和尽忠行善的人，应当交付主管官评判他们应得的惩罚和奖赏，来表明陛下公正明察的治理，不应当出于私情偏袒一方，使得内迁外府法度不一。

侍中侍郎攸之、费祎、董允等人，这都是贤能老实、志向心思忠诚纯正的人，因此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廷里的事，不论大小，都同他们商量，然后再去办，这样一定能增加益处，弥补不足，收到更好的效果。

将军向宠，品性良善，办事公正，精通军事，当年试用他的时候，先帝称赞他有才能，因此群臣举荐他作中部督。我认为军中的事，都同他商量，这样一定能使军中将士和睦相待，才能高的和才能低的都安排得当。

君王接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得以昌盛的原因；君王接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落到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和我谈论到这事，没有不感到非常可叹，对桓、灵二帝深为遗憾。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人都是忠贞贤能，能以死殉节的忠臣，希望陛下接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朝的兴盛就可以计日而待了。

我本来是个平民百姓，亲自在南阳耕田种地，只想在动荡不安的乱世中姑且保全性命，不希求在诸侯那里显声扬名，先帝不因为我身份低微，学识鄙陋，而降尊屈驾，亲自三次到草庐来拜访我，向我征询对当代大事的看法，故此我甚为感动，于是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遭逢战败，在战事失利之际我接受了任命，在艰危困境之中我领受了使命，从那时以来已经二十一年了。

先帝知道我做事谨慎小心，所以临终之时把国家政务托付给我。领命以来，我日夜忧虑叹息，惟恐完不成先帝的托付，因而损害先帝的明见，所以在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荒凉不毛之地。现在南方已经平定，武器军备已经充足，应当勉励并率领大军进兵北方，平定中原，我希望能竭尽自己驽钝之才，铲除邪恶势力，复兴汉朝天下，返回到故都去。这就是我用来报答先帝，效忠陛下所应尽的本分。至于考虑兴利除弊，进献忠言，那就是修之、祎、允等人的责任了。

希望陛下把完成讨伐奸贼，复兴汉朝王业的任务交给我，如果我做不出成效，那就惩处我的罪过，来上告先帝的英灵。如果没有发扬盛德的言辞，那就责罚攸之、祎等人的轻忽职守，来显明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当自己谋划，征询治国的好办法，明察并采纳正确的话，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诏训示。这样，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

现在该远行了，面对奏表我眼泪落下，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先帝创建大业尚未完成一半却中途去世，现在天下分成三国，益州地区困苦穷乏，这实在是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刻。然而在朝中侍卫大臣毫不懈怠，在外面忠诚将士舍身忘死，这是因为他们追怀先帝对他们有特殊的恩遇，想将此报答给陛下啊。陛下确实应当扩大听闻，广开言路，使先帝留下的美德得以光大，使忠臣志士的精神得以振奋，不应该随便看轻自己，自暴自弃，任意称引譬喻，言而失义，因之堵塞忠诚劝谏的道路。

宫廷中的官员和丞相府的官员，都是一个整体，奖善罚恶，不应该不一样。如果有邪恶不正、触犯法令的人和尽忠行善的人，应当交付主管官评判他们应得的惩罚和奖赏，来表明陛下公正明察的治理，不应当出于私情偏袒一方，使得内迁外府法度不一。

侍中侍郎攸之、费祎、董允等人，这都是贤能老实、志向心思忠诚纯正的人，因此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廷里的事，不论大小，都同他们商量，然后再去办，这样一定能增加益处，弥补不足，收到更好的效果。

将军向宠，品性良善，办事公正，精通军事，当年试用他的时候，先帝称赞他有才能，因此群臣举荐他作中部督。我认为军中的事，都同他商量，这样一定能使军中将士和睦相待，才能高的和才能低的都安排得当。

君王接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得以昌盛的原因；君王接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落到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和我谈论到这事，没有不感到非常可叹，对桓、灵二帝深为遗憾。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人都是忠贞贤能，能以死殉节的忠臣，希望陛下接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朝的兴盛就可以计日而待了。

我本来是个平民百姓，亲自在南阳耕田种地，只想在动荡不安的乱世中姑且保全性命，不希求在诸侯那里显声扬名，先帝不因为我身份低微，学识鄙陋，而降尊屈驾，亲自三次到草庐来拜访我，向我征询对当代大事的看法，故此我甚为感动，于是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遭逢战败，在战事失利之际我接受了任命，在艰危困境之中我领受了使命，从那时以来已经二十一年了。

先帝知道我做事谨慎小心，所以临终之时把国家政务托付给我。领命以来，我日夜忧虑叹息，惟恐完不成先帝的托付，因而损害先帝的明见，所以在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荒凉不毛之地。现在南方已经平定，武器军备已经充足，应当勉励并率领大军进兵北方，平定中原，我希望能竭尽自己驽钝之才，铲除邪恶势力，复兴汉朝天下，返回到故都去。这就是我用来报答先帝，效忠陛下所应尽的本分。至于考虑兴利除弊，进献忠言，那就是修之、祎、允等人的责任了。

希望陛下把完成讨伐奸贼，复兴汉朝王业的任务交给我，如果我做不出成效，那就惩处我的罪过，来上告先帝的英灵。如果没有发扬盛德的言辞，那就责罚攸之、祎等人的轻忽职守，来显明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当自己谋划，征询治国的好办法，明察并采纳正确的话，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诏训示。这样，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

现在该远行了，面对奏表我眼泪落下，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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